[游记]天台山：吴三桂与儒家伦理

贵州安顺东面的平坝县天台山，一峰独秀，号称“黔南第一山”，群山之中，孤峰兀起，极为险峻。山顶有一寺，叫伍龙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其建筑因形就势，设计独具匠心，规模宏伟，造型奇特，属于明清时期屯堡古寺庙中的建筑典范。墙壁上开极少的猫窗，一看便知其军事堡垒的防御功能，四周城墙怀抱，是军事与宗教功能合一的建筑，内部本构件精雕细琢，特别是大殿前的木雕，一幅幅人物故事，生动逼真。各栋建筑灵施巧布，在有限面积的山岩上，创造出了丰富的建筑空间。

我们的旅行团来到这里，只要是想看一条屯堡古村落，其次是天台山。生活在山下屯堡中的人，民族为汉，却是汉人中较为特殊的群体，如同客家人一般。我们在这里看过当地被称为“戏剧活化石”的傩戏，觉得那似乎更像是苗人的文化。在贵州这种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文化的变异是合理成章的。

朱元璋在征服西南的土司后，采取屯田戍边的政策，在滇黔古驿道两侧产粮区和关隘广设“屯堡”。屯堡一词从字面上（屯田堡垒）即已反映出这种亦兵亦农之意。屯堡人即明代屯军的后代。如同现在的民兵，平时务农，战时则变成军队。由于云南经常有叛乱，所以他们就驻守在云贵边界。这种制度，我们在三国历史中知道诸葛亮曾经在西北实行过，这一点类似我们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随着朝代更替、岁月流逝，一部份屯堡人的文化特性也随之失去了。以安顺市为中心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如今仍保留着江南一带移居过来的汉人和明朝屯军文化的踪影。

我们拾阶而上，进入五龙寺院内，可见明清风格合围式殿堂，严谨而工整，正面主殿居高，气宇轩昂；下殿与左右偏殿，合围成四合空间，上接青天下成天井；各殿堂皆和谐天成，形成最大的空间利用率，颇显独巨匠心。在不大的面积上竟能如此精巧布局，简直令人赞叹。

这是一处佛道儒合一的场所，前殿供佛祖，后殿供玉皇。据传天台山祖师吴凤和尚乃明末名将吴三桂之叔父。明末清初，吴三桂去云南途中路经平坝，拜访叔父，曾在天台山小住。当时，吴三桂将随身宝剑、朝笏官服等物，赠给寺僧以作纪念。今物品尚存，已成文物，存于古刹之中。

真想不到，今天在这里与这位大名鼎鼎的叛徒吴三桂撞个满怀。

我一直认为吴三桂是个有趣的历史人物，因为思考吴三桂的悲剧命运，竟然会涉及到中国人一直以来一个重要的伦理价值观，那就是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无论古今，这一直是中国人心中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且，这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直被人为扭曲，是造成中国人国民素质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时被确立为正统之后，儒家的伦理就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意识。我一直认为，孔子的思想一直被后人歪曲，至少是误读。人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价值，乃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令之发扬光大。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将这种思维放大开来，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皇帝代表国家，普天下的人，都是皇恩的承受者，都有尽忠效命的责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国家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发扬忠孝，一切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以德治国的要诀就是培养人们的这种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灭亡，作为皇恩的最大受益者的官员就有义务为他的国家无上光荣地尽忠殉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退一步，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已是最起码的要求了。

在某种意义上，忠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和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就在于用行动去注解忠孝仁义这些伦理，否则你的生命将毫无价值，甚至禽兽不如。所以，叛徒、投降者、贰臣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注定要被抛弃。

历朝历代的忠臣烈士，源源不断地占据着史书中的大幅版面，而且总是于王朝交替之际大量出现，史书总是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中有些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世界赢得喝彩，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另外一部分，则是被俘后宁死不降而被杀的，文天祥就是著名的例子。这些人为了赢得死后的声誉，以符合儒家的正统伦理，拿自己的人头、有时还连同家族上下众多人的性命作为交换。

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吴三桂，是要弄清楚我们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利害关系。我们为何要为国家牺牲自己？或者说，我们值得为这个国家牺牲个人吗？

对于这个命题研究，吴三桂是个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他跨越两个朝代，三次叛变。历代的叛变者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的经历，峰回路转又荡气回肠，他的叛变对历史的影响如此重要。探索他的心理历程，就可以了解儒家道德在社会某些非常时刻对人们行为的支配机制。

在对待叛徒的态度上，东西方的差异极大，这恐怕也是源于人文思想在内涵上的差异。面对强权，放弃道德原则而苟且偷生是否人性中的正常表现？面对强奸，是反抗，无奈接受，还是闭目享受？我想去找些书看看，看看西方在这方面的一些现象，再来个中西方对比，可能会发现有趣的答案。

在明末，先有祖大寿一门三雄降清，接着，另一位最有才干的将领洪承畴也投降了。据说洪承畴刚被俘的时候，也曾经想一心殉国，只求速死，为自己死后赢得个好名声。

但洪承畴最终居然投降了。在与满洲人交战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前途，还有皇太极的个人魅力。道德上的耀眼之星在转眼之间就成了可耻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道德的制高点坠落下来。这个转变实在太快，叫人难以适应。

看来孔孟之道的说教如此不堪一击，毕竟敌不过人类的求生本能。

忠奸善恶之间的界线竟然如此模糊。做人难啊！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纷扰之中。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必须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于儒家思想框架下的人是多么艰难的事情。王朝更迭，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反而是最简单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些挑战往往会超越一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基本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作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每个社会总是竭力宣扬这种价值观，巩固这种向心力的效果。

在人类的政治模式中，以道德治天下和以法治治天下是两种最基本的模式。以中国的趋势来看，未来肯定是走向以法治国的。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性非常重视，把它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每一例合乎道德的行为立刻会被社会舆论纳入伦理纲常系统而大加褒扬，出于鼓励，社会为此形成了相应的赏罚机制：德行能直接换取官官爵地位。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必然的逻辑。

但是，以德治国的最大弊端就是，道德口号往往是空泛的，人们容易对他人进行道德上的指责，而一旦自己身陷角色，则道德的束膊就变得异常脆弱，因为我们的立场会改变我们的道德观。每个人都会呼喊高调的道德口号，甚至挥舞道德的大棒对他人施暴。当事情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则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历史上的道德楷模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能够在时间上历久不衰的道德楷模只有宗教上的神灵，而神灵并非人。这也就是说，世上众多关于人类真善美的标准并非是恒久不变的。

我们无需为道德的沦丧而懊恼，而是需要反省的是我们的法律制度。要知道，法律是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道德最后还是被限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如果我们觉得当今社会世风日下，那肯定是我们的法律制度也由此出了问题。因此，法治建设在今天的中国是一项如此迫切的任务，最终以以法治国代替以德治国，中国就将会迈进现代富强的国家行列。

大明朝正在走向覆亡。它就象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在风雨飘摇之中，不知还能支撑多久。末代皇帝的命运往往都是悲惨的，崇祯做梦也想成为一代励精图治的“明君”，竭力地希望挽救大明于覆亡危难之中，但于事无补。以他多疑和犹豫寡断的性格，所做的一切成了惊慌失措的垂死挣扎，加速了这个灭亡过程。

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天灾、李自成和关外虎视眈眈的后金，在这些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其实已经腐朽不堪了。

历史上没有那个朝代象明代那样重视纲常礼教。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讲求实用主义的农民，他的所有努力就是想把天下人的头脑装进儒教纲常的框架内，让社会在君臣父子的教条之下一直延续下去。

如果说孔子是哲学家，倒不如称他为伦理学家更为确切。他的伦理学在明朝被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孔子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个读书人都必须死读八股和四书五经，明朝竖起的贞节牌坊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还有在官员士族方面，从方孝孺到嘉靖大礼仪事件，被廷杖和杀头的大臣义无反顾，只是为了名字能够荣登忠臣榜。

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到了明朝后期，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堕落，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

事实上，儒家的伦理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的自然欲望，朱熹有“天理灭人欲”之说，通过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认人生存的自主权利，缺乏对人基本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也许能激起道德狂热，却是不符合人文思想的。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文思想的觉醒。承认人性中的自然本能，对摆脱教会的道德说教提供了依据，让人的思维跳出宗教的束膊，上升到了思想解放的层面。

在明朝以前，儒教所发挥的作用，多半是属于一种软约束，而在明朝，这种软约束变得僵化，使这一伦理标准陷入了困境。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从而造成实际道德标准的缺失。道德价值的过分张扬的最终结果却是整个价值体系的被扭曲和人性中丑恶一面的大放纵和宣泄。这个自古以来强调道德价值的群体，终于在此时成为世界上最具现实主义的民族。

在三纲五常的旗帜之下，牌坊依旧不断地树起，象海瑞那样死抱教条的书呆子仍然不断出现。但是，假象之下，社会的精神支柱已被移走，正统的价值观念已经不可能整合社会力量了，整个社会成了一盘散沙。在父子君臣的社会关系表象之下是人们之间的互不信任。皇帝信不过大臣，上司信不过下属，文臣信不过武将。满朝文武只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它都是假的。崇祯杀了宦官魏忠贤，可还是不得不违心地任用宦官去监视各地的文武百官，他总是逢人便说：士大夫负国家也。

崇祯的这种猜疑，最终自毁长城，以叛国罪杀掉了袁崇焕。之后，洪承畴也是被皇帝的猜忌怀疑推进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之中。他并不是败给了满洲人，而是败于自己的同胞。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随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铁骑成了最后救命之师。

朝廷对吴三桂一直不薄，将镇守山海关的重任交给他，他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忠于大明朝。他的人格取向不可避免地认同于正统价值观，即忠臣孝子。

吴三桂在勤王的路上缓缓行进之时，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在宫内急忙敲钟，希望召集群臣前来商议，但此时那些平日食君俸禄的大臣全都自顾逃命去了，一个都没有来。崇祯手刃部分家眷后，跑到煤山上，用一根白绫，为明朝三百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吴三桂得到这个消息时正往北京的方向行军。他忙撤兵返回，率领大军奔回山海关。这座作用显赫的雄关，将是他用来换取后半生前程的筹码。明朝的灭亡，使得这座关城已经属于他的了，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不过，他知道，这座关城不论是对李自成还是对皇太极都是沉甸甸的。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李自成会为此上门与他谈判的。

大势已失，天命难回，国家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还有陈圆圆都在大顺军的手上，为了父母的生命牺牲自己的名誉也是情有可原的，忠臣做不成了，就只好做孝子。寇贼杀了皇帝，寇贼就成了皇帝。当过乞丐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么李自成抚驭万民又有何不可呢？

吴三桂点齐兵马，把山海关拱手送给李自成的部队，踏上了第二次进京的征途。

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家族的平安，还有他那位被后人视为红颜祸水的心爱女人陈圆圆。

一个女人可以改变世界。对他来说，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比做任何事情都重要，甚至比做一个名垂青史的英雄更重要。

然而，命运却同他开了一次让他无比尴尬的玩笑。吴三桂在半路上得知了大顺军抄家和老父吴襄被囚禁的消息。他没想到李自成竟然送给他这样一份见面礼。然而，他最关心的，却是陈圆圆此时的境况。

但确切的消息告诉他，陈圆圆现在已经是李自成手下刘忠敏的人了。

吴三桂彻底崩溃了。他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奇耻大辱会落到自己头上。于是，我们听见了历史上那句铿锵有力、响彻几百年的爱情宣言：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

为红颜冲冠一怒令吴三桂成了所谓的“民族罪人”。然而，细心地想一想，我们一直认为的宁可国家负我、也不可我负国家的道德信条是出自何种人文思想？有谁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体公民的权利？藐视个人权利，就会造成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对个人施暴。没有个体的人权，所谓的国家正义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东西方在思维上的差别。

对于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我们叹息于李自成的流寇本性，迫害吴三桂家人、逼反吴三桂是李自成整个造反过程中最大的败笔。如果换成你是吴三桂，你会忍气吞声、放弃个人恩怨而去成全那些所谓的国家和民族大义吗？

儒家的虚假道义从高处轰然倒塌，摔成一地碎片。事实上，满人在问鼎中原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付出过高的代价，是汉人互相残杀，汉人中最勇敢的人，为了满人与他们的同胞血战。

吴三桂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事实上，在大清取得江山的过程中，吴三桂在所有的将军中功劳最大。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面对自己的同胞，他比满人下手还狠，手段更残暴。这里面可能掩盖着一个心理学的现象，那就是，这类举动正是为了掩盖吴三桂内心的负罪感和痛苦。

顺治十七年，为满洲人卖命十七年之后，吴三桂终于获得了他的奖赏，被封藩云南，位极人臣。

吴三桂不想再叛变了。他在云南的日子悠游自在，别无所求了。毕竟，他只是个叛臣。于是，出于心理需要，这位平西王开始信佛了，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佛教在云南的发展功高至上，可以拿来与武则天和梁武帝对佛教的贡献相比。

顺治皇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的压迫下屈辱地投降，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扑向故主时，福临不寒而栗了。满族人对吴三桂的恐惧不安自他进入缅甸捕杀南明永历帝时就开始了。吴三桂做得太过分了，连满人都觉得有些难以接受—— 一条以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主的狗能让人放心吗？

１６６１年，血气方刚的康熙继位了。康熙皇帝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爱新觉罗家族开始明白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降报以赞赏的态度。

康熙十二年，撤藩的诏书送到了云南。

这对吴三桂来讲确实是当头一棒。云南是他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后代的，他为满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云南这块封地并非过厚的报酬。此前，吴三桂和顺治之间都心照不宣。可到现在，刚继位的康熙却要剥夺他以出生入死换来的这点报酬，未免太令人难以接受。

起兵势不可免了。难道反叛只是他的宿命？

后人多责备吴三桂在云南的叛乱。我们是否可以从另一方面去反思，如果不是血气方刚的康熙的鲁莽之举，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一切皆因康熙操之过急。战争本可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等待几年，等已经年过花甲的吴三桂寿终正寝之后，再采取削藩措施，这样就可避免本已饱受战乱的老百姓远离战火的摧残。对于康熙，史学家对其一直捧得过高，什么康乾盛世，奠定中国版图等等，背后其实都是康熙滥用暴力，难道国家的统一就必须通过武力获得？另外，他还是清朝文字狱的始祖。

起兵之初，形势对吴三桂有利，但不久后开始发生逆转。五年之后，吴三桂在绝境中死去。又过了三年，叛军余部被肃清，吴三桂的子孙后代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吴三桂第一次叛明，是因为明朝已亡，选择李自成是无可奈何。无奈李自成本是成不了事的流寇，吴三桂只好背叛大顺而降清。第三次的云南造反，则是康熙造成的。

我在此不为吴三桂歌功颂德，更不会将他骂成千古罪人。吴三桂的所有选择，只是在人性范畴内正常合理的行为。需要批判的却是儒家伦理的无能，尤其在某些紧要关头，确定我们行为的，是人性中那些最基本的本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新型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等，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炮轰。他们明白，国家虽已共和，但儒家思想却扭曲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阻碍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炮轰过后，硝烟散去，我们还能从中捡回多少有用的东西？

2007年9月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