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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感受长沙老街小巷 |
| 2008-05-22 sina.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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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周日。上午完成了《11月25日记事》,下午便决定出去转一转。妻子说,正好要给我买一双皮鞋,于是,便一路同行。说起来,我这人“老土”:无论春夏秋冬都是穿一双皮鞋穿到底,直到它严重渗水了,才换新的。也只是这时,我才可能作为“陪同人员”进商店。 穿过望麓园的石拱门,我想起这是毛泽东、刘少奇故居遗址;看到省农业厅那古朴的院门,我想起这是民国时期的湖南省政府;走上潮宗街的麻石板路,我想起这条街在民国时期是著名米市;拐入梓园巷,我拍了拍那个“关”着民国时期旅社和戏楼的院门;来到楠木厅巷6号,我告诉妻子:“这就是韩国国父金九的故居”;而当来到前两年“复古”的连升街时,路边那刻着“九如里”三个大字的红砖老门楼将我们第一次引了进去。 九如里,南起连升街,北止群胜里(群胜里也连通着梓园巷和楠木厅巷)。这是一条t形的约百米长的小巷。至于为何叫“九如”,则说法不一:有的说,当年刚好住着九户政要和富商的家眷;也有的说,原住户不止九家,叫“九如”只是取“九九如意”的意思而已。究竟哪种说法可信,估计真正知情者都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但不管怎样,九如里两侧依然耸立着高大的、红砖砌成的公馆式建筑。这些建筑究竟是多少座,因其连为一体,而不便区分。它们均修建于1916至1918年前后,1938年“文夕”大火时部分受到焚毁,有的墙体甚至至今仍清晰地留下了日本鬼子射击的累累弹痕。在过去,这些公馆式样相仿,石库门、天井、主厅、厢房、甬道、回廊、梯道、阳台、歇亭、后花园等等一应俱全,房顶也都铺着琉璃筒子瓦。从目前资料来看,曾住在这里的有:曾任央行长沙行长的辛风岳、曾任省高等法院院长的曹伯闻、原“国大代表”万衡、原黄维兵团副司令吴少洲等。 对于上述四人,我不能不多说几句:辛风岳,肯定是民国时期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的行长,因那时不存在“央行湖南分行”的建制,所以,他是“金融巨子”,当属无疑。而当时的央行长沙分行旧址,在今坡子街的省财贸职工医院;曹伯闻,他那“高院院长”的官衔,则肯定是解放后的,因为在民国时期,他在湖南省先后担任的是建设厅厅长和民政厅厅长,1949年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后,才担任了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长、民革湖南省委主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他被“打倒”,并被迫迁居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里度日。1971年因病去世,1979年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至于万衡和吴少洲,他俩后来的情况不详。除此之外,我还想说四点:第一、这些人未必是最早的房主。比如说曹伯闻吧,他1893年才出生于长沙县东乡,公馆建成时,他还参加完辛亥革命不久,作为下级军官,他怎么可能有如此经济实力呢?那么,最早的房主究竟是谁?该房主是否还有什么故事?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弃暗投明”的曹伯闻的公馆有可能仍归其使用若干年外,其它“坏蛋”的房产肯定都被没收并分给刚刚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或城市贫民了,而“坏蛋”的家人肯定也被赶出“豪宅”。而这种强硬的“没收”和“赶出”缺乏人道主义,更没有多少道理可言,——毕竟很多财产还是劳动所得,而财产的多少与这人是好是坏也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反思当年一心要“砸碎一个旧世界”的种种想法和做法,而现在《物权法》的出台可以说就是“反思”的必然结果。不知这些房主的后人今在何方?他们是否还有财产的追索权?第三、除了上述四人外,其他的老房主及其经历,我也有了解的兴趣,只不过,可能受到种种限制,而不会让“一般人”知道吧! 言及此处,话题还是回到我们继续行走的路线。离开九如里和连升街后,接着便是福庆街——西长街——如意街——盐道坪——堤下街(口)——永兴街——濂溪里(口)——太平街——三兴街(口)……回到家。其中,三兴街有新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蔡和森的妹夫)的故居。而最热闹的,还是太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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