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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敦煌之行历史文化学院05级3班罗冰冰

2008-04-01    digital-history.net:8000

敦煌之行

历史文化学院05级3班罗冰冰

一路上,我们按照规定的路线完成了这次敦煌的考察实习。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玉门关,汉长城,每到一处,都会在思想上有一次猛烈的冲击。

限于所学知识有限,并且对敦煌学的认识尚浅,这里仅从以莫高窟为代表来表述自己的一些想法。

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市,它西邻新疆,南接青海,面积很大,但绝大部分都是沙漠。在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小小的绿洲,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这里。

莫高窟依山傍水,坐西向东,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峭壁上,与对面的三危山遥遥相望。

据地质部门勘测,鸣沙山由第四纪初期的沉积物酒泉砾石层组成,砾石层主要是河流冲击而成的,是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和沙土的混凝物。它的硬度极不一致,一般说来很松脆,石子虽然坚硬,却各个分离,只靠一点点粘力不大的钙质勉强胶结住。因此,凿窟虽还可以,在上面雕刻就不行了。这种岩层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莫高窟只能向塑像和壁画方面发展,与云岗,龙门,天龙山,响堂山等就岩雕刻出来的造像大不相同。

我们到达莫高窟,首先看到的是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其气势之大,超乎所有人意料之外。职业导游讲解员运用其熟练的讲解技能,向我们再现了这伟大历史文明的面貌,使我们对莫高窟的整体与局部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石窟内的塑像与壁画,大多是由讲解员有系统的介绍下参观的,由于灯光有限,我们只对一些比较著名的局部壁画与雕塑进行观摩,尽管如此,我们仍被这瑰丽的艺术所震惊。

参观藏经洞的时候,我们心中对国宝遭受的一次次劫难感到痛心。同时,心中也有了无比坚定的信念: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敦煌艺术一代一代保存发展下去。

在公元19世纪的最后一年,人类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敦煌发现了藏经洞。1900年5月26日,定居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渌,正在监督工人清楚洞前的积沙。这位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曾经在肃州(酒泉)巡防军当过兵,退伍以后无事可做,就当了道士。他游历到敦煌,在莫高窟里住宿下来。在清朝末年依据莫高窟寺院地势南高北低的特点,分成了上寺,中寺,下寺。上寺与中寺住的都是西藏佛教红教的喇嘛,讲诵的是藏文佛经。只有下寺是道士居住的太清宫。王道士既懂汉语,又能诵道经。他雇了一位杨某来替自己抄写经卷,闲暇时,他还去别的地方为莫高窟修补化缘。就在这天,杨某突然跑来告诉他一件事,使王道士深感惊奇。原来,杨某抄写经的地点在南区洞窟北端“三层楼“下层第16窟里。他在甬道间放一案,背壁而坐,抄经之暇,有吸旱烟的习惯,用的是芨芨草来点烟,并经常随手将点烟的余草插向壁中裂缝,令他奇怪的是这条缝却深不可及,就赶紧请来了王道士。当天晚上,王道士与杨某击破了第16窟甬道壁,一扇紧闭的小门出现了,门前有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后,有一小甬道,再向里是一所不大的略带长方形的复室,高约240cm,宽约270cm,洞里整齐地堆放着无数的白布包,每一布包内裹着十几卷古文书,还有平铺在布包下的绢幡佛画,以及古木刻印印刷品,铜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编号为第17窟。

但谁会想到,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国宝竟一次次遭劫难,其损失之大无可计算。

王道士对于这些稀世珍宝,根本无从知晓。他曾取出部分经卷向官绅求教,虽然敦煌士绅对这批宝物不怎么重视,但王道士却不会不留意。

在我们参观藏经洞的同时,其中一个人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注意——斯坦因。斯坦因(公元1862——1943),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世代居住于匈牙利的犹太人,曾在印度北部旁遮普大学任督学,在东方学院任校长。1904年,斯坦因入了英国籍,提出第二次进入中国考古的行动计划,并于1905年底获得批准。经费由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共同负担,并在行前商议了斯坦因带回文物的分配比例——一部分归印度政府,一部分归大英博物馆。攫取敦煌的宝藏,便是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因为1902年,洛克齐在汉堡的报告,早已引起了他的密切注意。

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唐代的高僧玄奘充满虔敬这一突破口,逐步实现了他盗取国宝的目的。他前后在莫高窟所得,共计九千多卷写本和五百多幅佛画,形成了他一生考古事业的顶峰。斯坦因在中国的成功,大大影响了国外的考古学者。法国的伯希和(公元1878——1945年)和他的助手奴奈特于1908年7月到了莫高窟。1911年10月,由日本大谷光端所派遣,以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探险队来到敦煌,他们先后在莫高窟住了4个月,和王道士经过长谈,最终达到了目的。在众多的向敦煌探手取宝的人当中,有一个姗姗来迟者,他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东方部主任华尔纳。他于1923年到达莫高窟,但这时的藏经洞已经空了,再没什么文书可取了,于是,他把目标转移到了那些不能移动的塑像和壁画上。

经过一次次的劫难后,珍贵的遗物流散之广,恐属举世罕有。

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文物数量确实是惊人的。写本部分的主要形式是卷子,少数是蝶装小册,此外还有少量的刊印本。画有佛像的绢,织物,绣像以及法器等文物也不下千件。

关于佛教等宗教经典。在敦煌藏经洞的古文献中,以佛教经典为最多,约占全部文书的95左右。因此,从数量上说,敦煌遗书也可以称之为“佛教遗书“。佛教的经典可以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合称三藏。在这些经典中,有许多是早已失传,为世人所不知的三藏以外古佚佛经。

关于佛家经典和社会经济资料。敦煌文书中的佛家典籍总数约在百卷之上。在敦煌文书中还有许多户籍,名籍,名牒,地亩和契约类的文书,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情况,为研究隋唐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关于文学与语言文字学材料,敦煌文书中与文学消失的可以分成曲子词,变文,一般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等三大类。

关于历史地理资料,敦煌文书中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数量虽少却很主要。几乎每一个讲历史地理的材料都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尤其是一些关于西北边陲失地的资料,显得特别珍贵。

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材料,这方面大体有两类:一是医学,一是日历,都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

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意义,已经不言而喻。

对于此次的考察实习,我们受益匪浅。敦煌藏经洞文物显世之后,立即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此后,人们对敦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敦煌热。

其中的艺术价值也体现在方方面面。敦煌莫高窟是建筑,形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寺院统一体。虽然我们对于艺术缺乏一定的审美素养,但观摩后的震撼还是很大的。

总之,此次敦煌之行,是对历史知识的一次很大丰富,对以后的历史学习帮助甚大。

转自:http://www.digital-history.net:8000/forums/thread/13102.aspx32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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