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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敦煌之行 论文提要: 本文主要记述张大千先生在敦煌期间的一段历史,论述大千先生通过敦煌之行,在画风方面的巨大转变以及先生敦煌之行的重大贡献,并简要地为大千先生“破坏敦煌文物”的毁谤之辞予以反驳。 文章根据以上脉络分为四大部分,即敦煌之行简述、画风转变、敦煌之行的重大贡献以及总体评价。其中第一部分根据先生的行程分为三个部分——三去敦煌;第二部分通过先生去敦煌前后画风的比较来阐述敦煌之行对先生画风的影响;第三部分从石窟编号、写成《谈敦煌壁画》和《敦煌石窟记》、临摹了大量珍贵的壁画、搜集了许多流失的珍贵文物、多次呼吁保护石窟文物,终促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等几方面来展现先生敦煌之行的重大贡献;第四部分通过对先生敦煌之行的总结,来驳斥“先生破坏敦煌文物”这一缪说。 一、敦煌之行简述 (一)一去敦煌 一九三七年,即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当时居住在北平的张大千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 ,曾一度被软禁在北平。多亏先生平日里交游广阔,为人豪爽,在他身边总是有许多热心的朋友,在诸多朋友的帮助下,他辗转上海、香港、广西、贵州等地,终于回到了家乡成都,随后在青城山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隐居生涯。 一九四零年,即民国三十年,抗日战争还在席卷着我国各地,国内形势一片混乱。正当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即,张大千却决定结束他的隐居生活,转而去千里之外的敦煌游览。对于敦煌,早在张大千在上海追随曾熙、李瑞清学习书法时就有所了解了。当年两位老师曾多次向他提起敦煌石窟内的佛经及画轴。他在上海、南京、北平、苏州等地也见过一些敦煌的手写经书和绢画。后来他还多次听朋友严敬斋、马文秀介绍过敦煌的石窟艺术的伟大和辉煌 。 大千为人好动,喜爱游山玩水,在青城山呆了三年的他有此想法是十分自然的,况且 向来敢于冒险的他对于从来没有去过、又被众多人称好的敦煌早已心生向往。此举既可排解久隐世外的苦闷,又可满足心中的那分好奇,也不会陷入战火,生性豪爽的大千要去敦煌看一看的决定立即被他付诸行动了。于是,这一年十月中旬,先生带着一行人从成都坐汽车出发,开始了他北上敦煌的旅程。十一月上旬,他们到达了广元,参观了千佛崖石刻,正想动身去甘肃麦积山石窟时,在旅馆收到了一封让他痛不欲生的电报——他的哥哥张善孖去世了!先生立即收拾行装,仓促得赶往重庆奔丧,第一次敦煌之行以失败告终。是一月中旬,当他赶到重庆的时候,张善孖已经下葬了。伤心欲绝的先生欲哭无泪,很快回到四川,旋即又去了青城山。至此,张大千第一次去敦煌以失败告终了,同时也使他再后来得很长一段时间里痛苦懊悔不已。 (二)二去敦煌 兄长的突然离去使得先生非常伤心,张善孖是大千众多兄弟中最要好的一个,与他最为谈得来。张善孖大先生十七岁,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张善孖好比是父亲般地照顾着先生。先生九岁开始就随张善孖学画,还曾随张善孖东渡日本学习染织技术。张善孖本身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画家,以善画虎著称,这使得两兄弟特别有共同语言,感情之深自然也非比寻常。这一次先生非但没有在他所尊敬和深爱的二哥身边陪伴,更是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这其中痛彻心扉的感觉不言而喻。 然而先生生性即为乐观豁达之人,丧兄之痛尽管非比寻常,总有雨过天晴的一天。经过几个月的隐居生活,先生的心情逐渐平复,敦煌的影子再一次在他脑海浮现,再赴敦煌便成为了先生之后的主要计划。说做就做也是先生一贯直爽性格的重要表现,计划、安排好那些出行事宜之后,一九四一年五月初。先生带着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再次踏上了远赴敦煌之路。 先生一行三人先由坐成都飞机抵达兰州,在兰州停留了数日,待和当时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的孙宗尉会合后,共赴青海塔尔寺参观。先生在塔尔寺结识了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等五位藏族画师。 先生对他们的绘画艺术和制作画布、加工矿物颜料的技术十分欣赏和佩服。 随后,先生一行返回兰州,踏上了去敦煌的征程。他们延河西走廊向前行进,在武威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范振绪老先生,范先生当时是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也是著名的书画家。范老先生虽然大张大千20多岁,但甚是投机的两位很快便成为了忘年之交,范老先生更是决定跟张大千共赴敦煌。在武威停留期间,先生随范振绪老先生参观了威武文庙、西夏碑、海藏寺等名胜古迹。通过鲁大昌 先生的介绍,先生还结识了当时任河西走廊驻军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马步青答应对先生一行人赴敦煌给予关照,并派兵保护他们的安全。 五月中旬,先生一行加上范振绪坐着“羊毛”卡车 继续向敦煌前进。经过张掖时留宿了一晚,先生和范老先生不顾旅途劳顿和饥饿,直奔大卧佛等文物古迹处参观。次日,先生一行人又乘车前往酒泉。途经嘉峪关时,两位先生驻足徘徊,时而赞不绝口,时而对残缺不堪的景象叹息伤感。离开嘉峪关后,先生等人又向安西进发了。 嘉峪关外是荒凉的戈壁滩,数十里鸟无人烟,卡车开了半天,大家在玉门吃了午饭后又继续前行,到黄昏时进入安西县。先生一行人在范老先生当局长的侄儿范某的安排下,住宿在安西县税务局里。两天后,在范某的安排下,先生和范振绪老先生在范某的陪同下去榆林窟观赏,四五天后回到安西县。先生十分喜欢那里,还表示敦煌之行结束后还要再去一次。 先生随后又逗留了几日,专为安西的朋友作画留念。 多日后,范某准备好了大车、骡马、干粮、蔬菜、干柴以及用大葫芦盛好的饮用水,先生一行再次向敦煌行进。时值初夏,天气十分炎热,先生一行便选择夜间行路,于黄昏时出发。第二天黎明时分,车队到达了疙瘩井,以干馒头拌大叶茶充饥。饭后,一行人在疙瘩井村的房檐下午睡休息,太阳偏西时继续西行,第二天清晨到达甜水井。甜水井的水一点都不甜,甚至十分苦涩,水价跟油价一般贵!早饭只有一锅漂着一点点油炸葱花和几滴油珠的白水面片外加两碗用盐和醋拌的水萝卜。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里巨大的蚊子,据张心智说足有半寸来长。大家痛苦地熬到了黄昏又继续前行,凌晨到达距敦煌县四十华里的四十里铺时终于难以支持,停下来休息到烈日当头,等下午太阳略小后继续动身。晚上八点多时,先生一行在距敦煌县三四华里的地方遇到了前来迎接的章县长和张会长 。 先生等人下车恭候,与章县长和马步青等人一一握手,客套一番后步行至敦煌县大商人刘鼎臣家住下,刘鼎臣大摆宴席盛情款待先生一行。第二天凌晨,大家在章县长、马团长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月牙泉,直至太阳西落时分才返回住所。全敦煌的名流几乎都来到了刘宅,吃饭请帖络绎不绝。先生当即表示饭不吃,但答应留下两三天一一为他们作画留念。当晚先生便吩咐章新智准备笔墨纸砚开始作画到深夜。不到三天就满足了求画者的要求,次日下午七点左右便离开了刘宅向莫高窟进发,当晚十一点多终于到达了先生向往已久的莫高窟,在下寺住下。 先生和范振绪稍事休息便拿了蜡烛电筒直奔下寺附近的一个大石窟。石窟内一片漆黑,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隐隐能看到中间的一座高大数丈的大佛,甬道左侧内有一一个精美的彩塑侍女,先生惊叹不已,久久不愿离去。在众人的劝说下,先生回到了下寺,但是他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炕上对儿子说想要留下来半年,并且不断地为敦煌曾遭到外国人的盗窃抢夺愤愤不已。 到达莫高窟后的前三天,先生一直陪范老参观石窟,范老回武威后,先生为求安静,便搬到了距下寺约两华里的上寺居住。之后,先生便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进行纪录。他先是沿窟群画了一幅分布草图,按图纸临时编了号。随后,先生每天带着次子张心智、提一盏煤油马灯,对石窟进行逐个详细考察,并按号做记录,记录内容包括壁画、题记、彩塑等。莫高窟经过多年的侵蚀和人为破坏,有些窟与窟之间的走廊、栈道已经不复存在,个别位置较高的石窟攀登还必须搭梯子或从山上绕道才能进入,这些都给先生做记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就这样过了三个月,先生带着儿子每天早上进洞,中午在洞口草草地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便再次进洞工作去了,一直到晚上才出洞,工作甚是艰苦。不仅如此,先生夜里还要在灯下埋头作画寄给成都老友肖翼之等人代售,以维持四川的家人和自己一行人的各种费用。 先生为了考察完整,出资请人掏下层小洞内的沙或亲自挖洞转进去考察。一天,先生在沙堆中偶然发现了一只古人的断手,从包裹断手的告身 上得知,此手系唐代西征将军张君义之手,当年张将军奉命西征,屡建战功,谁知竟被昏庸的朝廷责罚,不堪忍受此辱的张君义气氛至极,砍下左手埋于地下以示抗议。这是唐睿宗李旦景云二年,即公元七七一年的事,足足有一千两百余年的历史了啊!先生感慨良多,遂请人做木匣盛断手,精心装裱了此告身,还在卷首题了字。 记录敦煌石窟的内容不仅是一项十分繁琐的脑力劳动,更是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时间一长,仅靠先生和张心智两人实在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了。于是到了七月左右,先生托敦煌县城的朋友帮忙,聘请了油工师傅窦占彪和李复 二人前来协助工作,帮忙搭架、搬梯、复制部分壁画画稿等。不久,马步青派了四位士兵来保护先生,先生留下了其中两位,他们负责协助搬、扶梯子等。多了四位帮手,莫高窟的考察记录工作速度大大提高。 很快三个月过去了,时值九月,先生到敦煌已经三个月了,尽管先生一直日夜拼命工作,仍然只记了四五十个石窟,照此看来,即使在此呆上半年,做多也只能完成全部工作的三分之一。先生考虑到在敦煌工作以及四川家人生活的费用问题,着实非常头痛,但是先生又实在不甘心就此作罢,半途而废从来就不是先生的作风。终于,对艺术事业的热爱超过了对金钱的考虑,先生毅然决定以艺术事业为重,在敦煌呆上两年。 虽然多了四位帮手,但是石窟记录的工作仍然十分繁重,眼看寒冬即将到来,先生迫切地想要尽快完成记录工作,投入到临摹敦煌壁画的工作中去。于是先生决定让二夫人杨宛君先回成都,让大夫人黄凝素和侄儿张彼德 次年开春后携带绘画工具和材料以及四季衣物来敦煌。同时,先生还另外分别致函好友谢稚柳和学生刘力上、肖建初同来参加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随着考察工作的深入,先生渐渐发觉原来由法国人伯希和为敦煌石窟编的号杂乱无章,不成系统,而且还有许多漏掉的洞窟,对于先生的记录实在很不方便。因此为使记录工作能科学有序地进行,先生决定重新为石窟编号。通过对石窟分布的考察和深思熟虑,先生决定按照祁连山来的流水方向从南往北、由低往高,再由北至南、由下至上,依此类似S形往复进行编号。在正式编号之前,先生泡了一大盆石灰,经过过滤后,放入盐和胶水,由窦、李二人和张心智以及马步青派来的两名士兵提着石灰桶,抬着梯子,由南向北随先生一起按照新的顺序进行编号。先生分配张心智和两位油工师傅轮流爬上梯子用排笔刷出石灰长方块,再由先生亲自用毛笔书写号数。虽然只是编写号数,认真的先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刷石灰方块不准影响壁画画面,梯子要轻靠,搬动要小心;二、方块要刷得整齐,大小规格虽不用尺量,但要差不多。刷石灰时不要流淌滴水,弄脏石窟墙面,特别要注意不准脏了壁画;三、必须注意安全,防止事故发生。” 为了大家更加清楚他的意思,先生还特地示范了几次,之后一切都按照先生的要求完成了。 十月五日这一天,先生的老朋友于右任 在甘宁青监察史高一涵等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在视察河西时专程来到敦煌与先生相聚。先生自然十分欣喜,一直陪同参观石窟并且向他们详细介绍,回到住所还亲自下厨请他们吃饭。饭间,先生提起了对敦煌的保护工作,他认为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建议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对敦煌进行保护,以免珍贵的国宝再被外国人偷去抢去。于右任表示回去之后会向上面建议,并且说若上面同意之后希望先生能重来敦煌工作。先生笑说自己散漫惯了,当不了这么重的职务。第二天他们参观石窟时又谈起此事,于右任坚持要先生当设想中的敦煌艺术学院院长,先生再次以自由散漫为由拒绝,两人僵持不下,最后在高一涵的劝说下先生才勉强松口敷衍着答应了。当晚,先生到于右任一行居住的下寺拜访,继续讨论此时,并为于右任的随行人员每人作画留念。 十月七日,张心智随于右任一行离开莫高窟前往西宁,准备到塔尔寺请藏族画师到石窟来参加壁画临摹工作。先生等继续留在石窟进行编号工作,同时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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