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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博客 > 北童 > 日志 2007-03-23 | 写在盗窃敦煌文物黑名单上的外国学者(下篇) 标签:人物 敦煌 文物 写在盗窃敦煌文物“黑名单”上的外国学者(下篇) 日本佛学家桔瑞超 在斯坦因、伯希和等盗窃敦煌文物之后,日本探险家也不甘落后。他们也组织探险考察队到我国西北地区掠夺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明治天皇内弟、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长老大谷光瑞发起并组织的三次中亚西域探险活动。他们潜入我国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等地,掠夺了大量文物。 其中潜入敦煌,盗窃文物数量最多的是效力于大谷光探险队的桔瑞超。桔瑞超生于1890年1月7日,是日本著名的佛学家、考古学家和敦煌学家。桔瑞超的父亲是日本著名寺院光善寺的主持,受父亲的影响,桔瑞超从小痴迷于佛学,同时对考古学和汉学有浓厚的兴趣,精通汉语、英语、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十五岁时,桔瑞超便受到日本宗教界领袖、汉学家大谷光瑞的赏识,被召到西本愿寺,进入其佛教学校真宗中学学习。1908年,不到二十岁的桔瑞超便被大谷光瑞委以重任,率领探险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探险考察活动。 这一次考察,桔瑞超率队翻越阿尔泰山进入新疆,深入吐鲁番交河故城、木头沟千佛洞、阿斯塔那佛塔、吐峪沟遗址等地发掘并掠夺了大量文物。在楼兰遗址,桔瑞超发现了后来轰动世界史学界的珍贵文献《李柏文书》。这一次考察历时一年半时间,桔瑞超获得了十多箱壁画、佛、古代文书、经卷等文物珍品,满载而归。 1909年7月,桔瑞超随大谷光瑞到达印度,在那里召开了“庆功会”,将在楼兰发现的《李柏文书》等文物珍品向那里的学者展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欧洲不少国家的考古、地理、历史学家纷纷邀请桔瑞超和大谷光瑞到自己的国家访问。于是他们便应邀去了英国、法国、瑞典、西班牙等国,会见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勃考克等已经名扬世界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与斯坦因、伯希和的交谈中,桔瑞超才知道当时自己楼兰遗址考古相邻的敦煌其实是个富藏文物的“宝地”,而可惜自己却没有前往。于是在欧洲访问期间,桔瑞超马上向大谷光瑞建议,再次组织西域探险活动,而且要把重点放在敦煌。 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8月16日,桔瑞超取道英国伦敦,经俄国中亚地区进入新疆。 由于这一次探险路线改变了,桔瑞超率队在沙漠中迷了路,他们在茫茫沙海中苦苦挣扎了两个多月,招募的几个维吾尔族民工一个接一个地渴死了,最后连他在英国招募的仆人霍布斯也死了。经过千辛万苦,他们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而行到达了库车。在库车为霍布斯举行了葬礼时,桔瑞超的探险行动引起了英国喀什总领事馆的怀疑,认为他们是日本间谍,甚至还不知从什么资料上查出桔瑞超是日本海军军官。因而对他们扣留进行细细盘查。就这样又滞留了近三个月。为了避免英方的纠缠盘查,桔瑞超改道西藏,这样又经过一番艰难行程(当然沿路桔瑞超也没有忘记“考古”,掠夺文物),直到1912年1月下旬,桔瑞超才从克里雅经新疆若羌到达敦煌。 这时候,中国在几个月前已发生了辛亥革命。远在日本的大谷光瑞非常为桔瑞超的安全担忧,所以特意派另一个属下吉川小一郎从日本赶到敦煌,通知桔瑞超停止探险活动,提前回国。吉川小一郎到达敦煌等了桔瑞超四个月之后,桔瑞超才到敦煌,两人见面不由抱头痛哭。 吉川小一郎拿出大谷光瑞给桔瑞超的慰问品,还有把从桔瑞超家乡名古屋带来的各种特产摆了一桌,并做了一顿日本饭菜为桔瑞超接风洗尘。这一夜,两个彻底未眠,叙言不尽,决心不辜负大谷光瑞的重托,不虚此行,一定要在敦煌完成考察计划后回国。 1月26日,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匆匆赶到了莫高窟。莫高窟,这座闻名于世的佛教圣地,桔瑞超多年前就心驰神往,现在,他终于来到了这里,有幸观瞻洞窟内的浩瀚壁画和泥彩佛像,不禁心灵震颤,感到满目都是佛光,他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亚探险》一书中这样写道: “河谷断崖上开凿有大小数以百计的洞窟,有的地方二层,有的三层、五层,其状如蜂巢一般……,洞窟内布满了极其珍贵的古代壁画和雕塑,可以看出来自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但其造型却显出中国风格。从各方面观察,大多壁画出自唐代,这些壁画和雕塑是佛教东逝史上最为重要的材料……” 大谷光瑞派选桔瑞超西域探险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有关佛教东逝的情况。而在这里,桔瑞超从遍布数百个洞窟的壁画和雕塑中获得了佛教东逝的宝贵材料。他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绘了许多草图。之后,他又开始琢磨另一件事,那就是如何能像斯坦因、伯希和一样搞到一些经典手稿。 第二天,桔瑞超便去登门拜访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由于他是僧侣身份,与王道士同是宗教人士,而且又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语,所以很快便和王道士谈到了一块。当桔瑞超提出要看藏经洞时,王道士竟毫不犹豫,满口答应。当身材瘦小的王道士打开窟室门之后,情况与桔瑞超想像的大不一样,里面竟空空如也。这时候,狡猾的王道士才把三年前藏经洞所剩经文全部已运送京城收管的事告诉了桔瑞超。桔瑞超听了长叹数声,真是失望之极。看着桔瑞超失望的表情,王道士才慢悠悠地话中有话地说:“看来师弟对那些经卷特别地喜欢,贫道那儿倒有些收藏,师弟可以一饱眼福,只是如今风声正紧,不好赠送了”。桔瑞超一听,眼前一亮,立即请求王道士拿出经卷供他观赏。原来,狡猾的王道士在伯希和走后担心再有洋人讨要经书会把事情闹大而走漏风声,又怕上面官府把经书全部拉走断了他的财路,便偷偷挑出一部分卷子藏在了一座新塑佛像的肚子里。 这天晚上,桔瑞超悄悄溜进道庙里,掏出几锭银子双手捧给了王道士。王道士照例推辞了一番收下了。然后对桔瑞超说:“师弟请跟我来”。桔瑞超跟着王圆录走过了数座洞窟,来到了一座新塑的佛像前。王道士搭上木梯爬了上去,从佛像的肚子里取出了十几捆经卷。 望着一捆捆散发着古旧气息的经卷,桔瑞超贪婪地瞪圆了双眼。 “再没有了”,王道士抖出了全部的“家底”说:“官府派人车运马拉的,就剩这些人”。他只字不提自己将大量经卷文本卖给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事,王道士一直以为外界并不知道那些事。 桔瑞超真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他和吉川小一郎小心翼翼地把这批经卷全部抱到自己所住的禅房里,在后点亮灯烛,通霄作战,把几十捆经卷一一打开,仔细挑选,最后从中挑出了600件精品,打好包装满了五个箱子。临走的时候,桔瑞超看中了两尊唐代彩塑,“大方”的王道士也毫不犹豫地答应让他们拿走了。 桔瑞超如愿以偿,十分得意,他还在后来的《中亚探险》书中特意描绘了王道士偷卖经卷的种种丑态,说他“态度恰似像贼运赃物一样”。的确,桔瑞超在莫高窟所干的勾当,正像窃贼偷盗一样,劫掠了我国重要古代文物。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还在莫高窟428窟和444窟前室北龛上刻上他们题写的名子,正好为自己盗窃行为留下了证据。 桔瑞超在敦煌窃走的我国古代文物,数量最大的是各类佛典经文。其中有一部分是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写有跋文的《诸佛要集经》是研究大乘佛教东传最有价值的文献,至今被日本佛学界视为“国宝”;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会”,在敦煌文书、石窟壁画、出土绘画艺术研究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与桔瑞超从敦煌攫取的大量文物分不开。 4月26日,桔瑞超带着大批窃取的文物从敦煌到达乌鲁木齐,踏上了回国之归途。他北上塔城,进入俄国,经塞米巴金斯克,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于6月5日回到京都,受到了大谷光瑞的隆重欢迎。为了表彰他的探险功绩,大谷光瑞任命他为巡回布教使,接着又委任他为西本愿寺所属的武库佛都中学校长。桔瑞超一面忙着在京都府议事堂、大阪府议事堂等地作西域探险演讲,一面受大谷光瑞全权委托,整理从西域运回来的难以计数的文物,同时,开始潜心研究佛学、汉学和敦煌学,撰写出版了《新疆探险记》、《中亚探险》、《西域图谱》、《敦煌将来藏经目录》等著作,一时里名声大扬,成为日本有名的佛学家、汉学家和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学者。 1949年,桔瑞超将西本愿寺存放的部分敦煌文物转交给了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其他敦煌文物归入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不少文物散落民间。 1967年4月,桔瑞超患病在床,他口齿不清地叫家人把在哈拉卓古墓中出土的一根手杖给他拿到床前,家人告诉他,那根手杖你不是在55前从西域回来就赠送人了吗?他呆呆不语。过了一会儿又要家人把书厨里存放的从敦煌窃来的《诸佛要集经》拿一卷给他,家人提醒他说,那部经卷不是在十八年前捐给东京博物馆了。他的眼角滚下了两行泪水。。 1968年(昭和43年)11月4日,桔瑞超在他摆放的许多西域出土古物的寓所里去世,终年78岁。 俄国佛教艺术史学家鄂登堡 沙俄帝国对我国西北地区早就存有野心,而且虎视耽耽,别有所谋。从19世纪开始他们派往新疆、甘肃、内蒙等地进行探险考察的各种组织真是络绎不绝,其中来敦煌盗窃文物最多是以鄂登堡为首的“探险队”。他们在敦煌活动了八个月时间,盗窃的敦煌文物数目惊人,而且至今仍秘而不宣,成为今世不解之迷。 谢尔盖.费多维克.鄂登堡是经历过沙皇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风云人物,也是俄国近现代最著名的佛教艺术史学家。1863年9月14日,鄂登堡出生在俄国札巴衣喀里斯克地区皮昂金村,他的父亲是一位少将军衔退职军官。1881年,鄂登堡毕业于华沙第一中学,同年考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梵文——波斯语专业,研究梵文和佛学,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得意门生。1885年大学毕业后,因学业优异而留校任教。1900年2月,鄂登堡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1916年12月,鄂登堡任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他曾任“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一度成为反动统治潮流中的风云人物。 1909年,鄂登堡以“中亚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国际学会”的名义,率队进入我国西北地区进行“探察”,在新疆的喀什、库车和吐鲁番等地劫取了大批文物。1910年,鄂登堡“探察”回国后,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和盗窃敦煌藏经洞文物的事已在俄国考古界“炒”得一片火热。这又一次引起了鄂登堡中国“寻宝”的兴趣。他向沙俄政府提议,要求组织第二次中国“探察”活动。 1914年,沙俄政府再一次派遣鄂登堡率队来中国“探察”,并给他以10万卢布的巨额支持。鄂登堡带领摄影家杜丁、画家宾肖堡、测量员斯米尔诺夫及翻译等10多人由塔城苇塘子进入中国新疆,5月份,鄂登堡率队穿越库木塔格沙漠,直奔敦煌。 这时候,中国大地已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进入了民国三年。但中国地方政权却似换汤不换药,清朝的敦煌知县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敦煌县长。封建官僚对洋人依然是敬畏三分。鄂登堡打着沙俄“国际学会”的名义,进入敦煌县城后,敦煌县长自然热情接待,给予多方关照。鄂登堡在敦煌县城稍作停留,补充生活用品后便匆匆赶往莫高窟。 莫高窟浩瀚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让鄂登堡入痴入迷,他们在洞窟前支起帐逢,接连在莫高窟的各个洞窟里参观了三天。 然后鄂登堡便去拜访王圆录。鄂登堡的到来,王道士一点也没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年,王道士在莫高窟和不少洋人打过交道,对洋人的来意,王道士见面便可以猜透七八分。怎样对付洋人,王道士也很有“经验”了。比起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来,鄂登堡显的更“慷慨”一些,他见面便在王道士寺庙的功德箱里投放了十两纹银,还作为见面礼送给了王道士一盏俄式的银制玻璃灯笼。王道士立即对这位大胡子的洋人有了不少好感。所以当鄂登堡提出要在莫高窟作长时间考古研究时,王道士便满口答应,并主动提出要为鄂登堡提供各种“方便”。 王道士的“通情达理”让鄂登堡喜出望外。回到帐篷后,鄂登堡马上安排他的“工作计划”,他把所有人的分成了三个小组,画家宾肖堡带领一个小组集中临摹壁画,摄影师杜丁带领一个小组对洞窟进行拍照和记录,自己带领一个小组开展考古发掘工作。雄心勃勃的鄂登堡决心在这里苦干几个月,把最完整的敦煌莫高窟“资料”带回俄国。 所有的工作按计划进行后,鄂登堡加紧了对王道士的“进攻”。他用流利的汉语和王道士聊天,渊博的佛学和中国文史知识很快让愚味肤浅的王道士敬佩不已。随后,鄂登堡提出要看一些敦煌文书的卷子,狡猾的王道士还是卖了一个关子,他先是带鄂登堡看了那间早已空空如也的藏经洞,之后才对满脸失望的鄂登堡说:自己的手头还存有一些可供研究的经文卷子。原来,在藏经洞文书押送京都之前,狡猾的王道士暗暗私藏了不少卷子,除上次送给日本人桔瑞超那些藏在佛像肚子里的之外,还有一部分经卷被王道士藏在佛殿的“转经桶”里。喜出望外的鄂登堡立即恳求王道士取出那些经卷让他一饱眼福,王道士便带他走进了不远处的佛殿,于是一卷卷经书像变魔术似的从佛殿里的那两只绘着油漆彩画的“转经桶”里取出,竟然有十几捆,500卷之多,鄂登堡高兴的手舞蹈。 很快那批经卷被抱到了帐篷里,鄂登堡开始一卷卷仔细地“研究”。这批经卷中包括大量汉文、回纥文写本和不少绢画,虽然都是被斯坦因、伯希和挑选后的剩余品,但其中珍品依然不少。第二天,鄂登堡便急急去了王道士的道庙,一笔交易又谈成了,鄂登堡用了为数不多的一些银子便全买下了那些珍贵的敦煌经卷,而王道士认为一次交易他又多卖了不少钱。 在得到这批文物后,鄂登堡并没有满足,因为这些“收获”比起斯坦因和伯希和来实在是太少了。鄂登堡恨自己晚来了一步,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捞走了大鱼”。但鄂登堡毕意是一位出色的考古家,他凭着自己多年经验和敏锐的“嗅觉”断定:像莫高窟这样庞大而经历了1600多年历史风雨变迁的遗址,埋藏文物的地方应该不止一处。他相信只要仔细勘查发掘,定然会有意外的收获。于是在以后的工作中鄂登堡叮嘱他的队员要特别仔细去留意那些可能“藏宝”的地方。 于是莫高窟又遭受了一场人为的破坏。为了“寻宝”,鄂登堡和他的队员不惜截去彩塑的头颅,打破佛像菩萨的肚皮,甚至在洞窟里掘地三尺,搜寻埋藏于地下的文物。而麻木无知的王道士对这些俄国人的“暴行”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恣行。因为他相信,洋人们找到经书后一定会给的道庙再捐一笔银子,另外,对那些袒胸露肩、姿态过于招摇妩媚的泥佛菩萨,作为道士的王圆箓本来就很看不惯,恨不得全换成玉皇大帝和天师、天神呢。 事实证明鄂登堡的判断一点也没错,在对一些洞窟底部沙土的挖掘中,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不少文书残片,有藏文的、梵文的和其他文字的写本,甚至还有绢画、布画和丝织品。而且随着发掘,数量越来越多,经过三个多月的夜以继日的发掘,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最后居然收获了上万件的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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