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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路新游记---(二十四)敦煌的伤疤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但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箓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这次斯但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但因历经1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但是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希伯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希伯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但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但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卷子,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卷子,王圆箓自有他的看法。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67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一件震动世界的重大发 受挫只是轻微的后退,只要无损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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