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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鸡之行 这是一条盘旋而上的蜿蜒山路，路的尽头是宝鸡市陈仓区千河镇。
汽车拐过一个个倾斜近45度的弯坡，马达声伴随着飞扬的尘土轰鸣着。远远望去，山连着山，近处，则是一间间依山而建的砖屋，破旧斑驳的墙壁上零星挂着片片干透了的黄泥。时不时有光着屁股的孩童从屋里奔出，好奇地咬着手指，目送汽车离去。在这片广漠的西部土地上，充斥在城市中的汽油味、香水味和粉尘味是无法生长的，这里只有混合着黄土气息的草味、马粪味、以及麦秸燃烧后的烟味。
我此行的目的是跟随演出公司的工作人员，去接住在千河镇的孩子们来看戏。这几天，上海木偶剧团带着童话木偶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宝鸡市内的宝烟剧场进行“好剧献孩子——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暑期系列演出”，全新编排的安徒生经典童话使宝烟剧场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为了让更多的西部孩子欣赏到这部精致简洁的海派木偶剧，承办该项活动的恒久远公司在宝鸡市政府宣传部的支持下，于昨天从公安局借了车赶往山区。
宝鸡不富裕，宝鸡的山村更穷。十几年了，山里孩子没有走出过大山，更买不起童话书，大多数孩子是从老师嘴里知道的安徒生。在这次请到的千河镇3个乡的20名孩子中，没有一个进过剧院，没有一个看过木偶剧。沿着狭小倾斜的土路，我走进了初一学生魏亚刚的家，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啊——在将近20平方米的用砖头凌乱堆砌出的院子里，有两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一张占据了三分之二空间的土炕、一对已经千疮百孔的人造革沙发、一只陈旧的木柜和几张板凳，便是家中全部的家具。最值钱的、也是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台3年前添置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能收到两个台的电视节目。
魏亚刚的姐姐魏亚梅辍学在家，因为他们父亲打工所赚的每个月300多元的收入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实在无法支持两个孩子的学费和书杂费。知道弟弟有机会去宝鸡市里看木偶剧，这个女孩子默默地站在一边，眼神中满是羡慕。而当带队的老师告诉她，她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的时候，女孩子压抑的欢呼和感激的泪水却着实令人心酸。
在通往宝鸡市的高速公路上，带队的镇政府负责人王晓锋告诉我，一收到市委宣传部要接孩子去看戏的通知，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挨家挨户地去告诉他们。对于只有在村里办喜事或者丧事的时候才可能看上一场电影的山里娃来说，这种千载难逢的欣赏机会，很有可能成为他们一生中的唯一。
其实，木偶剧团这次能来宝鸡演出也是出于偶然。比较起来，在剧团陕西巡演的几个城市内，宝鸡市的剧场条件最不好，演出场次也不多，原本的演出计划因此而搁浅。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却让木偶团改变了初衷。郑国芳副团长说：“宝鸡是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的地方。”这是为了西部的孩子，也是为了一个因为孩子而甘于奉献的人，她叫李晓燕。
李晓燕是宝鸡恒久远公司的经理，她亲眼看到过山里人的贫穷——床单是用水泥包装袋、集市上的帆布旗和一些破布拼凑的，也亲身感受过山里人的质朴——父母用卖血的钱送孩子们去上学，“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李晓燕流泪了，她一句话都没说，卯足了劲要请上海的木偶剧团来宝鸡演出，演给山里的孩子看看。
剧场里没有空调，她就花了3个月的时间，自己掏钱安装冷气设备；山里孩子住得分散，公司里没有大车，她想方设法，借车送孩子们来城里看戏；山里人穷，没钱买票，她就分文不取，还为他们安排了剧场里最好的位置。人们对她说：“这样做你会损失很多钱。”她说：“我不怕，你看在宝鸡儿童救助中心里，很多外国人不远千里地到中国来帮助流浪的孩子，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为了等待来自山区的孩子们，剧团把演出的时间往后挪了半小时。晚上8点整，当大幕徐徐拉开，一身白色西服的“安徒生”出现在孩子们的眼前时，20个山里娃把手掌都拍红了。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新奇：那十几米高的大型舞台，那一具具精雕细刻、五官匀称、甚至能流眼泪的漂亮木偶，那流光溢彩、生机盎然的逼真场景，那斑斓的色调和富于感情的音乐、舞蹈，让他们几乎每隔5分钟便发出一声惊叹。演出一结束，千河镇的孩子们便随着人流跑上舞台，拉着小木偶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只有小学程度的魏亚梅说出了一句令所有人为之动容的话：“我最喜欢剧中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它让我看到了希望。”
希望，多么美妙动人的字眼，它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感动与幸福。正是希望看到西部孩子们的真诚笑容，木偶剧团才来到平均海拔400米、平均气温37度的宝鸡，忍住窒息的感觉，不顾被汗湿透的演出服，认真负责地演好每一场戏；正是希望更多的西部孩子能感受到东部文化的魅力，宝鸡市政府和演出公司才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邀请山里的孩子进城看戏。晚上10点，送孩子回山的汽车缓缓驶出宝烟剧场。沉沉的夜色中，20名孩子欣喜的笑脸显得格外明亮——或许，西部的未来将依靠这片亮光来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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