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爱泼斯坦:受国民党重重限制的中外记者"延安之行"

国民党认为，如果邱茉莉参加，外国记者团的力量对比就左倾得太厉害了。此外，不让女性参加的政治禁令还把两个有影响的中国女记者也排除在外。她们是《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她们两人都主张国共全面合作，共同抗日。是谁不顾大家的抗议，断然否定原先的安排呢?种种迹象表明，作出这个决定的是蒋介石本人。他习惯于过问最具体的细节。

国民党也对去延安采访的逻辑性外国记者名单作了“调整”。他们鼓励国民党宣传部的雇员莫里斯·沃陶取得了《巴尔的摩邮报》特派记者的资格。激烈反共的科马克·沙纳汉祖父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的委派。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情况所感动。

参加采访团的中国记者是国民党精心挑选出来的。但就是在他们中间，国民党也无法“一统天下”。重庆《新民报》的赵超构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赞扬延安的报道。代表最反共的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的谢爽秋实际上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开了身份。

尽管国民党竭力想控制延安之行，但它在公共关系方面还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这“二战”最后一年中的中国局势已事先决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国民党挑选的报人中间，它也找不到一个起作用的支持者。

继重庆之后，我们行程的第二个起点是西安。从西安，我给《纽约时报》发了第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西安——封锁的堡垒

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前往中区地区的途中，在西安已经停留三天。这是我们五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共地区。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对盟国将要在亚洲大陆对日本进行的反攻来说，西安都是很重要的。由于从印度到中国的公路即将开通，西安便显得更加重要。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内部团结。在重庆，有共产党的一位全权代表正等待着是否有可能进行谈判。虽然重大决定都是来自重庆，但这并没有减少西安的重要性。西安是政府自1937年以来为“解决共党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堡垒。不管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和解，还是强硬，执行的关键在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