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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十一假期，我到自己心目中的胜地旅游去了。我所说的胜地即不是山川秀丽的九寨沟，也不是天涯海角的海南岛，更不是神秘的西藏大地和蒙古草原，而是位于黄土高原上的延安。
我向往着延安，不是因为那里的山美水美，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更不是因为那里经济发达；而是因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衷心地向往延安。在这里，我可以从那单调的窑洞、陈旧的油灯和石砚，去亲身体验到当年党的韬光奋发，体验到当年那种勃勃生机，我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战火纷飞、艰苦朴素的延安时代。延安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伟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出发地。从1935年到1948年这13个春秋中，有许许多多的革命队伍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又从这里出发奔赴革命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它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组织的总后方；解放战争初期，这里又是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总部机关所在地。在解放战争时期，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果断决定撤离延安。延安又以它的牺牲换取了日后西北战场的辉煌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在延安逐渐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特征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宝贵财富。
我是早上到达西安后乘车奔赴延安的，进入延安市的第一站是黄帝陵。这里有相传黄帝种植的大树，有汉武帝二十万将士赶造的楼台；在轩辕庙，我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文人政要题下的碑文，让我感慨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继往开来。我还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和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所题的碑文，这让又我想起国共两党是一家的往事。
在1938年抗战危急的时刻，国共两党共同祭黄帝陵，表明了无论任何政治信仰和政治抱负，无论哪个党派，作为炎黄子孙，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都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患难与共。黄帝陵还有一块空地引起我的注意，那里有两块碑，分别是回归时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所题的。两碑中间的空地，据说是留给台湾的，这也表达的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一个心愿。我坚信在全民族的强烈愿望下，在我们这一代的努力下，必定形成一个任何分裂主义者都不可遏制的浩浩荡荡的统一潮流。在黄帝陵前，我默默祝愿祖国的统一大业能早日完成。
我是傍晚的时候到达延安城的，吃完晚餐后我就开始游逛延安城。延安城区不大，但重点项目建设得不错，比如火车站、汽车站和百货大楼等等，都有很高的水平。延安城到了九点钟基本上静悄悄，给人一种朴素的感觉；而我在这里体验最深的，却是贫富差距。我在延安城里看到比北京许多KFC都大的KFC，看到星级的石窑宾馆；但我同时也见到淋着雨卖两元一张地图和五角一枚章的小贩们，也见到在旅游景点停车场里卖唱的民间艺人，还看到提着一筐枣子到处卖的农民。
这延安全国最大的一所中央党校，每年有许多从全国各地来的党的干部在这里轮训。延安的标志性建筑是宝塔山，上边有范仲淹所题的“先忧后乐”，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希望党的干部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能走出校门去体察民情，走出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误区，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第二天起床后我前往延安历史革命博物馆进行参观。这里所收藏的物品和资料主要展示了从陕北根据地的建立，到工农红军在这里落脚，再到中共中央在这里指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全过程。记录了陕甘宁边区发展的历史，在这里我又一次整理我的思绪。
陕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很有利于当时的红军落脚。当年的陕甘宁边区东靠黄河，西接六盘山脉，北起长城，南临泾水，四周的险要有利于暂时处于弱势的红军武装组织防御和修养生息，这里的战略位置同时又便利了红军和以后的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红一方面军在这里落脚后，经过东征山西和西征甘宁，巩固了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为了粉碎敌、伪、顽的封锁，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统一党的思想，这里又进行了普遍的整风运动。抗战胜利后，在这里又顺应和平的潮流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磋商；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不久赢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的胜利，宜瓦战役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局，不久后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此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东渡黄河，离开了陕北，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指导全国战争。博物馆的故事就此圆满结束。
从历史革命博物馆出来，我们去参观枣园。在枣园门口小广场上，有安塞的歌舞表演。在朗朗的歌声中，我感受到了陕北人民的朴素和生动。在枣园，主要参观了当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所住的窑洞。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看着里边的陈设，我又想起毛泽东在此写《论持久战》的那张著名照片。
毛泽东没有进过专门的军事院校，但他学问深渊，又善于联系实际。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直在思索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以亲日的汪精卫为首唱起了“亡国论”的悲歌，说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败必亡；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又使一些人唱起“速胜论”的调，说中日之间再打一场大决战就能将日本帝国主义击败。毛泽东针对以上两种观点，认为“亡国论”不可取，“速胜论”也不能要。中国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持久的战争。从总的趋势上来看，中国亡不了，日本胜不了；但日本不会速败，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经过长期的持久战才能取得。这主要有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决定的。在四个特点中，日本只占一个，中国占三个，而力量对比是可以通过长期斗争来改变的。这场持久战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时间都比较短，战略相持的时间则长一些。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预见是极其正确的。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时代呼唤着新的军事理论，时代造就了这位新的军事思想家。
最后我来到杨家岭的中共七大旧址。工农红军落脚陕北后，通过反对张国焘的揭露大会，团结了红军武装；通过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通过整风运动，肃清了“左”的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在抗日战争胜利即将来临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并做了《论联合政府》等的报告，指出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所执行的不同抗战路线，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才能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后，中国将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主张国民党独裁专制，是黑暗的前途；一种是毛泽东所报告的《论联合政府》，主张废除国民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光明的前途。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竭尽全力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提出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所谓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指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
朱德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抗战以来党的军事路线，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时间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七大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 可以说，中共七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选举了精干的领导核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制定了明确的工作任务，中共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在大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相继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穿上了红军服装，在整风运动的会场照相。走进了七大的会场。看着“同心同德”我想起这次是团结的大会。主席台上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让我想起这次大会修改的党章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而中间的毛泽东和朱德头像则让我想起了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
我离开了延安，结束了愉快的红色之旅。我为能来延安感到高兴。我祝福党和祖国，祝福延安人民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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