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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勘史话 伏庆是 一、古代矿业开发[国土资源导刊，2004（1）：64] 考古资料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湖南境内即有原始人群定居生活。商代中期（公元前13世纪前后），中原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传入南方，促进了湖南采矿和冶炼活动的发展。商代晚期至西周，湖南已开发利用了铜、锡、金、瓷土、玉石等矿产。春秋中期，湖南出现铁器，战国晚期，铁的开采冶炼和铁器的使用已较普遍。汉武帝元狩4
年（公元前119年），全国设铁官49处，湖南桂阳有1处，是当时重要的铁矿产地和炼铁场所。 唐广德2 年（公元764
年）置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由此始。斯时，湖南矿业已有长足发展，矿产地遍及湘南、湘西、湘中10余个州县。主要矿产有金、银、铜、铁、锡、铅、汞、云母、岩盐等9
种。湘南地区的有色金属已有较大规模的开采。《旧唐书·食贷志》记桂阳、永兴两县交界处，“有古铜坑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黄沙坪的铅、宝山和铜山岭的铜矿也已开始采掘。 宋代是湖南矿业开发的兴盛时期。北宋朝庭设置监、务、场、坑、冶等矿业机构，湖南省有1
监2
务2场。桂阳监的规模居全国之首，辖区包括今桂阳、蓝山、临武、嘉禾各县及宜章县西南部，有1
场7
坑产银。此外，常宁水口山的银和硫磺矿、浏阳七宝山的铜矿均已开采。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
0 7 8 年），七宝山产铜1708250 斤，至南宋高宗绍兴32 年（公元1162
年），铜产量仍达179600 斤，另有胆水浸铜法提取的“胆铜”6400
斤。 两宋时期矿产知识和采掘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冠宗在其《本草演义》卷四载：“辰州朱砂多出蛮硐，其井深广数十丈，先聚薪于井，满则纵大梵之，其青石壁迸裂处，即有小龛。龛中自有白石床，其石如玉，床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簇，大者如芙蓉，其光明可见，研之鲜红”。此种梵烧采汞法数百年来一直为民间采汞者所沿用。 元代，沅水流域的砂金矿曾有较大规模的开采。《新元史·食贷志》载元世祖至元20
年（公元1283
年）“拔常德、辰、沅、澧、靖民万户赴金场转运司淘采”。估算年产黄金1300
余两。 明代中叶至清初，会同莫宾金矿、临武香花岭锡矿、湘潭、株洲、宁乡、双峰、资兴、醴陵等地的煤矿及省境内半数以上的铁矿相继开采，锌矿也被认识和使用。 清康熙3 年（公元1664
年），置湖南布政使司，正式设建湖南省治。乾隆年间，郴州柿竹园、野鸡窝、宜章早窝岭、猫儿坪、桂阳宝山、马家岭等矿年产锡4～5万斤，铅42
万斤，锌13
万斤。及至嘉庆、咸丰年间，郴州、桂阳一带的地表露头矿大多采掘一空，各矿场因窿深砂远而纷纷关闭停顿，仅煤窑尚能维持。后来瑶岗仙发现硫、砷矿，资兴和宜章一带矿业遂又兴起。清德宗光绪22～23
年（公元1886～1887
年），相继发现板溪和锡矿山锑矿，湘中地区亦成为湖南矿业重心之一。 清末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竭力提倡矿业开发，设立湖南矿务总局专司其责。黄金洞、水口山、锡矿山等矿山亦相继建立矿务局。地方乡绅商贾自办的矿场不计其数。光绪27
年（公元1903
年），英、法、日诸列强凭籍辛丑条约，强行索取在华采矿权，收买湘境矿权达七、八千契。次年，赵次珊任湖南巡抚。为抵制洋商入侵，决议将矿权集中于民，改官办矿务局为民办，遂成立中路、西路、南路公司，拨官银15
万两从事购地采矿。诸列强所持湘矿契约因此均告废弃。嗣后，三路公司又合并于矿务总局，官矿、商矿因而均得以发展。此谓三路公司保矿事件，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湖南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采矿知识和找矿经验，并已注意对地质问题的研究，但多偏重外部特征的观察描述，而少有内在联系的深入探讨，终未能形成系统的地质学理论。因此，凭籍感性认识就矿找矿或边采边找的原始找矿方式，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二、近代地质调查[国土资源导刊，2004（2）64] 有关湖南境内地质现象及矿物产地的文字记载，始于春秋中晚期或战国初期。《禹贡》有“荆及衡阳惟金三品”之说，《山海经》有“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的记载。秦汉以后历代史书、志书、游记、杂记和药典文献中，有关记载渐为丰富翔实，内容涉及山形地势、洞穴地貌、矿物化石、温泉地热、流沙暗河等等。其中东晋孝武帝宁康年间（公元373～376
年）罗含撰写的《湘中记》中对零陵县“石燕”的记述，是中国古代关于石燕化石的最早记录；明代《徐霞客游记》中对湘东、湘南地区丹霞和岩溶地貌的描述，《天工开物》中对沅水流域及衡阳一带砂金、砂锡和原生锡矿产状的描写，都达到了相当的科学水平。 中国古代学人对湖南地质问题的观察记录虽有悠久历史，且著述颇丰，但均未能揭示地层层序和化石时代问题，因而与真正意义上的地质学观念尚相距甚远。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清朝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欧洲及日本地质学者陆续进入中国考察地质。其中部分人员涉足湘境，开创了湖南近代地质调查的先河。 清穆宗同治6 年（公元1867 年），英国人费克穆（A.S.Bick
more）自广州至汉口作路线地质考察，对湖南境内地质矿产有所记述，并绘有地质草图，刊载于1897
年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会刊》。毕氏是以近代地质学原理和方法在湖南从事地质调查之第一人，但其工作和著述均未对后人产生较大影响。 同治7 年（公元1868
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黄迪南·冯·李希霍芬（F.V.Richofen）受上海洋商总会经济担保，在中国作为期4
年的地质考察，于同治9 年（公元1870 年）1 月13
日由广东韶州府（韶关市）乘船逆武水经坪石进入湖南宜章县，再至郴州，又乘小船顺通康河进入耒水至永兴和耒阳，由耒河口入湘江经衡山县、湘潭县、长沙府（含长沙市）、湘阴县抵岳州府（岳阳市），于2
月23
日离湘境赴湖北省。李希霍芬除详细描记沿途地貌地质特征外，还在宜章附近采集到菊石、角石和珊瑚化石标本，考察了郴县的煤系地层、煤矿及石灰岩矿和汞矿；在耒水流域考察煤田地质、采集植物化石标本。他“在一个孤寂的小村度春节2
日”后又至衡山考察，将该地分为致密砂岩、石英岩和花岗岩3
个区域。在湘潭白石观附近考察红色砂岩和砾岩层，在渌口的灰岩中采集到腕足类化石标本。在长沙考察岳麓山砂岩，描记为“红、黄及白色致密砂岩”。在湘阴和岳阳分别考察了湘江和洞庭湖的阶地特征。他在记述湖南矿产时称：“湖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具有多种金属矿产”，并说湘潭县是中国最大的黄金市场。 李希霍芬还绘制了各种素描图和剖面图，并综合成1∶75
万地质地理图。他在湖南所作地质考察编入其5 卷巨著《中国》第3
卷中，于1912
年在德国出版。谢家荣曾将之译为《李希霍芬氏之湖南旅行记》一文。 李希霍芬的考察路线由南而北纵贯全省，勾画出近半个湖南的地质、地貌和矿产分布的轮廓，对湖南近代地质调查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直到民国成立后的10
余年中，“尔时谈湘省地质者，仍以李希霍芬氏为主” 。 20
世纪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开始注意搜集中国大陆地质矿产情报资料，并有计划地派遣人员来华作地情和地质考察。明公元1910
年，理学士石井八万次郎（Y.Ishii）作扬子江流域调查，涉及湘东北和湘东大部地区。石井沿岳阳—长沙—醴陵作了路线地质考察，在其调查报告《扬子江流域》第4
篇中，详细阐述了沿途地层和地质构造等调查成果。日本东京地学协会于公元1911
年再次派遣石井八万次郎和理学士野田势次郎（S.Nada）、福地信世（N.Fukuchi）、工学士杉本五十铃（J.Suqimoto）等作湖南、广东、广西、江西4
省地质调查，前后历时6 年，于公元1916
年工作完毕。该协会将调查成果汇编为《支那地学报告》共3 卷和图版2
册，其中有关湖南的报告有野田势次郎所著之《湖南、广东、广西、江西4
省调查》的第一、二篇，石井八万次郎之《湖南省湘江流域》，福地信世之《湖南省湘江和资江流域》，杉本五十铃之《湖南省沅水流域》。 石井和野田等人在湖南的考察范围，除未涉及湘西北地区外，遍及湘、资、沅3
水流域，占湖南全境3/4
以上。所作调查报告的内容和形式与现今地质报告较为接近。报告通常按区域分篇，每篇设2
章，第一章为“总论”，概论区域内地势、水系、地质特征，并按“变成岩类”、“水成岩类”、“火成岩类”分别记述岩石地层；第二章为“地学巡见记”，逐日记述沿途所见地层、岩石、构造及矿产情况。 报告内含有考察路线图、地貌素描图、地质平面图和剖面图等插图和1∶100
万或其他小比例尺的地质附图。所采集的化石标本由理学士矢部长克（H.Yaba）专作鉴定，统一收集在《支那地学报告》第3
卷中。该报告“印刷和图版十分精美，但地形及地质则谬误甚多，不足为后人研究之依据”。 三、民国时期的地质调查[国土资源导刊，2004（3）：64；（4）：64] 民国2
年（1913），北京政府工商部设立地质研究所，招收学员、专习地质。民国5
年（1916）6
月，首批学员22人学成毕业。至此，中国各项地质调查始以本国地质学者为主进行。其中谢家荣、刘季辰、朱庭祜、李捷、王竹泉等，均参与过湖南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 民国6
年（1917），北京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天津北洋大学等设地质课程，有专人讲授地质学或采矿学；民国10
年（1921），南京中央大学设置地质专业。刘基磐、田奇镌、王晓青、郭绍仪、许原道、粟显球、刘祖彝、徐瑞麟等一批湘籍学子和河北人刘国昌等，相继深造于上述各校，他们后来都成为湖南地质调查工作的中坚力量。 民国15年（1926），北伐军攻克湖南后，讲究新政、锐意改革之风盛行一时。年冬，省政府决议组建地质调查所，聘请湘籍地质学者李毓尧、采矿学者杨公兆负责筹备。翌年3
月，湖南省政府建设厅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李毓尧任所长，刘基磐任调查主任，田奇、刘季辰任技正。所址设在长沙市上黎家坡33号原湖南省矿务局内。湖南省自行调查地质矿产由此而始。 民国17 年（1928）4
月，李毓尧辞积、刘基磐继任所长，田奇升任调查主任。当时政局动荡、民穷财尽、百业凋敝。地质调查所本属学术机关，无近利可图，省有关当局竟视之为“骈枝机构”，屡兴裁撤之议。刘基磐、田奇镌四处奔走、多方呼吁，并呈书《民国日报》阐述地质调查于国计民生之重大意义，祈求社会舆论声援，几经周折，才侥幸免于裁撤。民国19
年（1930）7
月，省政府再次以财政困难为由，决议缩小地质调查所组织，核减经常概算。幸而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资助1万元（银元），并由该会和国防委员会、中央地质调查所②陆续分年下拨资金，调查所机构方得以稳定，并有所发展。 湖南地质调查所从成立到民国26年（19837）的11年间，地质人员仅10～12
人，年经费维持在1.8～2.5 万元（银元）左右。野外调查设备仅经纬仪1
台、平板仪和水准平板仪共3台。室内仪器只能作少量矿物岩石鉴定和简易的化学分析。古生物研究因无力购置化石图册和参考书籍，不得不携带标本赴中央地质调查所鉴定。调查所中有识之士皆深知基础地质工作的重要，故在势单力薄的困难条件下仍尽力在湘中、湘南及长沙至湘潭地带开展区域性地质调查，对区域地层的时代归属和各时期的构造运动等基础地质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该时期地质调查成果统一编纂为“湖南省建设厅地质调查所报告”或“专报”，按时间先后编号，使用中英两种文字铅印成册，公开出版发行。10年中出版地质调查报告5册，专报1册。同时，还将各自调查成果撰为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以期推广交流。 民国21年（1932）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设地质科，民国政府迁北京后将之改为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后该所隶属关系又经多次变动，一般通称为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员、湖南郴县人朱森偕同李捷等，由武冈出发，“兼程而宿、并日而食”，从城步县越过界岭，抵广西省龙胜县作横断南岭山脉的地质调查，成为了解南岭的起点。民国25年（1936）秋至次年春，中央地质调查所与湖南地质调查所合作开展南岭地质调查，南岭多金属成矿带的地质特征由此而为世人瞩目。 民国26 年（1937）8
月，日军进犯上海，危及南京。11月中旬，民国政府各机关奉命西迁。中央地质调查所20余人在黄汲清带领下，于11
月下旬经武汉辗转至长沙，又于第二年（1938）7
月迁往重庆。该所暂驻长沙期间与湖南所合作开展长（沙）湘（潭）工业区地质调查，并对志留纪地层和红色砂岩盆地作了调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由江西庐山迁到广西桂林后，李四光于民国29
年（1940）至民国31年（1942）3次来湖南作第四纪冰川考察和构造体系研究。嗣后，地质力学观点在湖南构造研究中逐步得以推广应用。 民国27
年（1938）春，日军逼近武汉，湖南告急，地质调查所西迁黔阳。是时，战火纷飞、交通阻塞、经费奇缺，每月仅支付800银元，境况极为艰难。全体人员含辛茹苦、同舟共济，终于使调查所保持不散，并坚持在湘西一带调查地质矿产。日军投降后，地质调查所于民国34
年（1945）11月至次年1月陆续返回长沙旧址，重建房屋，增添人员、设备，开展了湘中、湘南、湘东一带地质矿产调查。 湖南地质调查所从迁黔阳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的12年中，地质调查成果较前11年明显减少，工作质量也较粗略，并且停止了铅印出版物。所作调查成果编为“临时报告”，以油印、复写、手抄等简陋方式复制保存。 湖南地质调查在区域概查的基础上，对湖南地层和地质构造等基础地质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一些开创性成果。主要有田奇镌的《湖南长沙湘潭泥盆纪地层》（1928）、《湖南中部上古生代地层之研究》（1929）、《中国之丰宁纪》（1936）、《湖南之造山运动》（1936）、《中国之泥盆纪》（1938）、《湖南雪峰地轴与古代海侵之关系》（1948）；刘国昌的《湖南醴陵泥盆纪的几个剖面》（1942）、《湘西之造山运动与古地理》（1944）等，其中以田奇等人对泥盆纪地层、矿产与地质构造及侵入岩体的关系、早古生代和三叠纪末期的构造运动、红色砂岩的年代问题等项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田奇因此于民国29年（1940）获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丁文江纪念奖金，并被誉为“湖南地质工作的开创者”
（《地质论评》第5 卷1～2 期，1940年）。 湖南近代矿产调查始于民国初年。民国2-6 年（1913-1917
），日本人小山一郎、瑞典人丁格兰、德国人史利斯及卫勒、费奇（卫勒A·S·Wheler，费奇T·W·Finch，国籍不详）等相继调查了常宁水口山、新化锡矿山、平江黄金洞、沅陵柳林汊、宜章瑶岗仙等10余处矿山。其中丁格兰按6
的品位推算锡矿山锑金属储量145
万吨，并绘制了锑矿地质图，所作调查较为翔实。 民国44年（1915），徐懋儒、邝荣光、周作杰等调查常宁棕树窿、桂阳绿紫坳铜矿、水口山铅锌矿、锡矿山锑矿和临武琶溪湖煤矿，为国人自行调查湖南矿产之始。 湖南地质调查所于民国16年（1927）成立后，即开展了广泛的矿产调查工作。1927～1949
年的23 年中，开展野外矿产调查近2000
项，涉足矿产地数百处，涉及矿种20余种。出版正规调查报告12期，矿业纪要3期，矿产志4册，编写临时矿产调查报告近百份。对铁、锰、钨、锑、汞、金、煤等矿产的调查，成果尤为丰硕。所撰之《湖南矿业纪要》和铁、锰、钨、锑矿产志等矿产专著，提供了湖南主要矿种的矿床类型、特征、分布、储量等总结性资料，同时还阐述了开发历史、用途、冶炼方法，经营状况等。民国政府据此曾有在湘筹建中央钢铁厂的决议，后因日军入侵而未实施。 1917
年，谢家荣调查瑶岗仙钨矿、朱庭祜调查耒阳煤矿，此为中央地质调查所首次派员赴湘调查矿产。1931年后，来湘调查者日众，至1947年，累计达30
余人，丁文江、吴希曾为湖南矿产调查而以身殉职（丁文江，著名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工作开创人之一，中央地质调查所首位所长。1935年12月来湘勘查粤汉铁路沿线矿产，因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吴希曾，中央地质调查所技佐。1938年2月8日由长沙赴湘西调查煤矿，途径益阳青山铺，因汽车失事而遇难）。1947年，徐克勤、李寿元、金万林调查瑶岗仙钨矿，注意到路边泥土和居民围墙上均有一种奇异的风化岩石（“巧克力土”。经追索，终于发现含白钨矿矽卡岩露头，后又经多次分析化验证实确为白钨矿无疑。徐克勤据此推算瑶岗仙裕新矿区白钨矿石量约500万吨，成为湖南近代矿产调查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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