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继续贴出我是安徽人之六天下无徽不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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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3 | 继续贴出《我是安徽人》之六《天下无徽不成镇》

标签：徽商 安徽 日本 贸易 文化

天下无徽不成镇

中国有句话，叫做“无徽不成镇！”，“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了。这个以“徽骆驼”自嘲的大商帮曾创造了“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无徽不成商”的商业神话，叱咤中国经济舞台300余年。

他们的发迹和中兴、他们的奋斗屐痕，还有那片曾孕育了红顶商人胡雪岩、国学巨匠胡适、“湖畔”诗人汪静之等一代巨贾、名儒的徽州大地，无不激发着我们强烈的好奇。他们曾经富可敌国。据考证，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到了清中叶，更是达到8000万两，令人瞠目结舌，几乎等同于那时天子乾隆皇帝的“年收入”。而创造这些神话的徽商是我们无法忘却的财富英雄。

徽州境内多山，沟壑纵横，耕地极少，旧时一年打下来的粮食，也就够一家人吃二、三个月。为求生存，只好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这也正是“徽商遍天下”的原因。徽州的男人生活的压力非常大，行走在古徽州的大街小享，所到之处，无论建筑还是文化，甚至是历史，皆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关于生存的渴望。这种渴望如巨石般，千百年来，一直压在徽州男人的肩上，不曾减轻。

在徽州，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所以那时的徽州男子小小年纪就要出去做童工，或是做学徒，直到经营有成才可荣归故里。如果有哪家的孩子受不了打工的辛劳和思乡的苦，半路跑了回来，不仅要被村人嘲笑为“茴香”（回乡）豆腐干，就连父母也认为这是有辱门庭的事，要将其赶出门去。

如此的压力与重负，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徽商，尤其是江浙一带，因为地缘关系，徽商特别的多。从东晋至晚清，徽商经营最成功的行业就是当铺和官盐，淮扬的巨商几乎全都是徽州人，在明代话本里，“徽州朝奉”已然成为了当铺掌柜的代名词，而明清两代的徽商更是垄断了整个官盐的贸易。正是因为这些徽商，才有了夹柳带桃的瘦西湖，才有了乾隆下江南时一夜成塔的传说，才有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红顶商人（官商）。

在封建社会，人们的阶级等级也是相当森严的，市、农、工、商，商人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从屯溪往黄山一路走来，无论是田间的农舍，还是半山腰的民宅，清一色的白墙灰瓦，清一色的马头墙，这样的颜色与造型是徽州当地民居的一大特色，整洁朴素，却又非常实用。然而这么多的房子，却没有一户人家的大门朝南开。究其原因，是因为皇帝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官府的大门都是朝南八字大开，而商人一来没有社会地位，不能仿效；二来也是取忌惹官非之意。正应了那句俗语“商家大门不朝南，兵家大门不朝北（忌败北）”。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早期生活的土著人是山越人。东汉末年以后，北方中原一带由于战乱频仍，人们纷纷渡江南迁。徽州由于地靠江南，处“万山丛中”，《徽州府志》上记其“形势”是：“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因此，如世外桃源，许多迁徙的中原名家士族在此获得避难安居之所。纵观徽州移民的历史，有三次高潮，即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末的黄巢起义和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这其中尤以“黄巢之乱”为著，一次就迁居来近二十个姓族。他们迁到徽州以后，一方面带来了发达的中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从而整合、改造了原徽州本土的丛林经济；另一方面，是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以教化乡里，礼授社会，“起学校、习礼容”，习俗由此渐变，“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

自明朝嘉靖万历之后，徽商便逐步在所在经营的许多重要商业部门占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以至执其牛耳，造成“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由于长此以往人气旺盛，竟至在钱塘江畔徽人弃舟登岸处，人们称之为“徽州塘”，而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也被称作“小江村”。在杭州，徽州木商颇成气候，更有经营钱庄等的绩溪籍“红顶商人”胡雪岩、黟籍商人剪刀大王张小泉等辈名噪一时。在明末扬州的商界，客籍商人几占九五成，其中徽人居大多数，故此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断论云：“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在苏州的米布茶木及丝绸与颜料等行业中，徽商也都举足轻重，特别是有色布，徽商所产青蓝布运销全国。徽商在获得丰厚的利润之后，在当地经商设店，建屋置地，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发展。安徽霍邱县有一个有名的重镇（原名叶家集），就是一个叶姓的徽商到那里营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集镇。徽商的存在与否关乎某个地方或市镇的兴衰荣萎。江苏灌南县地濒盐河，徽商程鹏等出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沿用至今，还有江苏的外岗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收买（棉布），遂名钱鸣塘市”，足见徽商势力的影响之甚。

长江干流地带的大小城镇多有徽商立足称雄者，如芜湖的米木盐茶典布各行业商务几乎被徽商全部操纵着，清代已成“天下四聚”之势且号称“九省通衢”的湖北汉口其盐、典、米、木、布、药材六大行业皆由徽商所控制，汉口江边开辟“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以及当地还建有豪华气派的新安会馆；又如湖北的黄梅与黄陂二县分别是“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城内半徽民”。由此可以窥见徽商的财势之雄大。

地近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苏北淮安“布帛盐鹾诸利薮，则晋徽侨寓者负之而趋矣”。徽商在地处运河咽喉的山东临清最为活跃，光是典当质铺就开有百余家。徽商们到京城也开起更多的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仅小茶店就达数千家。明朝末年徽商汪应选行贾远走，“足迹遍蓟门、辽左。”另有徽商程次公率其子弟“转毂于河西”，周广“遨游大同、甘肃，输边为巨商”。

武汉三镇的汉口由一块无人栖居的芦洲到明末崛起成一座初具规模的市镇进而到清康乾时发展成“吴楚贸易”重镇，就有赖于徽商之力。明清鼎盛时期的徽商在汉口业贾者特多，影响也颇大，至少在康熙年间就有徽商在那里建起“新安会馆”，专祀徽国文公，栋宇宏敞。渐而渐之，此地又形成了“新安巷”，甚至还有歙商许登瀛开辟了新安码头以便坐贾行商之出入，兼建起一座“奎星楼”，成为汉口的一处巨观。徽商之于不少市镇而言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如位于嘉定县城南二十四里的南翔镇在明万历年间曾经有过他处难望其项背的兴旺景象，正是因为“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可是后来徽商由于“比为无赖蚕食，稍稍徙避，而镇遂衰落。”再者，清初江苏盛泽镇 “商贾辐辏，虽弹丸地，而繁华过他郡邑。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都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到清中期“商贩稀少，机户利薄，则凋敝立形，生计萧索，市肆亦为之减色矣。”再降至清咸丰时遭逢兵燹之灾，“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麋集于市，”更是一派萧条。由此可见该镇纺织业一度发达或沉寂均有赖“商客之盛衰”，这样“无徽不成镇（市）”的民谚又获得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脚注。

徽商在封建社会以族群的形势出现，源于徽州浓厚的宗族传统观念，徽州宗族在中华氏族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徽州宗族历史悠久。大禹时代前后，徽州氏族多属三苗族和古越族土著先民。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闽粤越人和部分中原华夏族人先后迁居徽州。到汉末时期，史称徽州居民为“山越”。晋永嘉之乱，北方人口纷纷南徙徽州，当地土著越民同北方华夏族友好共处、通婚融合，逐步统一融合为汉族，山越之称即告消亡。

从徽州族史考证看，徽州除本土氏族外，多为北方迁徙而来。特别是在晋、唐、宋时期，形成了三大迁徙高潮。当然，入“徽”为官不归和文人学士慕恋新安大好山水栖此不回，也是外姓留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徽州宗族对徽州历史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各行各业均产生了灿若繁星的代表人物，如“徽州八大姓”就是一个典型。徽州“程氏”于始祖程元潭（东晋初新安太守，居古海宁县黄墩，现为屯溪区篁墩））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大有成者，如宋学者程大昌，明文学家程敏政、制墨名家程君房、数学家程大位、武术家程冲斗，清学者程瑶田，辛亥革命志士程家柽等。徽州宗族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随着古徽州文史典籍的不断发现和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广，人们对徽州宗族文化必将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评价。

自古以来，徽州人的确有很多的不同。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悲壮的社会群体，是极具人文理念的历史名词。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徽州人骨子里珍藏的是独特的徽州儒风。程朱理学的长期熏陶，铸就了绩溪人内秀、谦让、保守的性格。无论为官为商，无论从文从医，他们坦荡睿智，崇文尚学蔚然成风，儒家品味一览无余。绩溪人创建的“桂枝书院”，不仅是绩溪历史上第一个书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清光绪间绩人首建“毓才坊”女校，开创安徽女子学校的先河。平民化的徽州文风不断孕育出众多的历史人物：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汪华，宋代文学大家胡仔、名臣胡舜陟，明代户部尚书胡富、工部尚书胡松、兵部尚书胡宗宪，清代宦海“三奇士”邵绮园、程秉钊、胡铁花。尤其起于东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绩商不能不说是绩人的典范。这些新安大贾们充满着传统儒学人文精神，在徽杭古道上来去匆匆，义、利交融，儒、贾一身，甚至官、商一体。徽商巨贾胡雪岩、胡炳衡，徽墨巨匠胡开文……他们从绩溪这块偏居一隅而又充满神话的土地走出去，不断书写着“徽骆驼”的精髓，在历史的时空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