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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的首都，我现在居住并生活着的地方。
贵阳，地处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省会。
普安，贵州西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我自小长大的故乡。 20年前的1988年，北京正充满着山雨欲来的气息，作为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其时的北京正不堪重负的承受着举国上下因为剧烈通货膨胀和物价上升带来的各种焦躁、不安和愤怒，1987年，全国物价指数上升了13.7，到了1988年，这一指数更是骤然窜升至34.8，作为中国心腹之地的北京，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身先士卒的体会到了这种巨大的压力，人们拿出所有的积蓄进行各种抢购和挤兑，没有人知道未来将何去何从，焦躁的人们将这里变成了一座不安和动荡的城市，而这一切，终将被无情的划上一个有些疯狂的句号。
1988年，我随其时在贵阳进修的父母坐着一辆式样古老和破旧的大巴，有生以来第一次前往贵阳，那时我年仅三岁，我对那次贵阳之行的记忆已近乎完全消失，也完全无法想起那时的贵阳市究竟是什么样，迄今只有仍夹在我相册里的几张照片还能让我想起这次贵阳之行，照片上的我，在贵阳的河滨公园里玩得无比欢快，对于那时的我，河滨公园里的一切让我无比兴奋和惊奇，这里甚至还有此前我只在小人书上看到过的跷跷板，我头一回知晓，原来与除了我最喜爱的幼儿园里的滑梯，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游乐娱乐设备。
1988年，我与父母刚刚从普安辖下一个名叫“青山”的镇上迁到普安县城，完成了正式步入城镇居民行列的一次大跨越，那时的我们家，住在一栋残破的时而还会漏雨的全木制的二层单位宿舍楼里，那时的普安县，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余息，人们住的大多是单位宿舍，几乎所有人都视一份国家机关或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为铁饭碗，并以之为终生奋斗目标，那时的县城里，人们购物的唯一场所就是百货公司，就连小卖部都寥寥无几，到处都是林立着的瓦房，但凡哪户人家能住上自家盖的平房，便能够在当地步入“富人”的行列。那时的我，刚刚进入县城里唯一的国营幼儿园，对于幼儿园里课间和午间休息时能够去玩滑梯的时光，我无比喜爱和珍惜。 1994年，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动荡和改革，中国和北京开始了一段飞速发展历史，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就一直被千呼万唤着的城市化进程正式提速，身为首都各种条件、资源和机会都得天独厚的北京从90年代开始，便迅速涌入大量人潮，无数人开始怀揣着梦想只身来到北京，在这里寻找着属于他们的人生和机会，是年开始，北京市户籍迁入量从寥寥可数开始骤然增加，中国的城市化加速政策传递给很多人这样一个信息：只有去到更大、更好、更繁荣的城市，才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1994年，9岁的我第二次跟随是时在贵阳教育学院进修的父母来到贵阳，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那时的贵阳街上车还很少，绝大部分是出租和公交车，每天吃完晚饭，我都会和母亲一起四处散步，有时是当时还有些清澈的南明河，有时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放着风筝的人民广场，有时是贵阳热闹喧哗的夜市，也有时只是在附近的小巷里买点水果吃点小吃，那时的我仅有去过的两个城市就是贵阳和昆明，我常会一个人爬在窗口注视着窗外还有几分干净的贵阳，心中不时流露出对城市生活的羡慕、憧憬和向往。那时的贵阳留给我的另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是河滨公园里首次出现了一种名为“阿拉伯飞毯”的游乐设施，收费为20元/人次，由于太贵，且父母担心不安全，我没能够玩上一次。
1994年，也许对于普安来说是其发展史上最好的一段时间，当时，以夷平几乎大半个县城中心为代价，耗时两年的普安金桥市场建设完成，落成剪彩当天，举县欢庆，人头攒动，几乎所有学校单位都放假一天来参加剪彩仪式，我还记得当时还上小学的我便是作为学校腰鼓队的一员参加了盛大的剪彩仪式，凭借着金桥市场的落成，之前四处充满了肮脏和杂乱的普安焕然一新，与金桥市场一起落成的还有地处普安南山湖的南湖宾馆，这是普安县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高级宾馆，宾馆落后之后，全县两个小学的所有小学生都在校方组织安排下，坏揣崇敬和惶恐参观了这栋当时可能是全县最豪华建筑的宾馆，这之后的10年里，金桥市场和南湖宾馆几乎都成为普安县的标志性建筑和普安县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以金桥市场、南湖宾馆和购物中心（1995年落成）的落成为标志，普安迎来了县史上的一段极盛时期。同样就是从这时开始，县城里开始出现很多从乡下农村来到县里上中学的农村孩子，骤然加速的城市化同样在催动着他们离开那贫穷艰苦的农村，到城镇甚至城市中去，寻找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机会。 2002年，刚刚度过了建国五十周年和申奥成功两场盛大狂欢的北京开始了也许是自战后以来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首都重建，各种错综复杂的轨道交通建设、各个惹人眼球的奥运场馆以及各种华丽堂皇的高楼大厦们被纷纷提上日程，为了给这一巨大的重建工程让路，四环以内一大批老旧的建筑被拆迁，之前几乎一片荒芜的五环周边迅速成为各房地产开发商们盯上的下一块大蛋糕，而在此前的七八年间，仅北京市户籍人口的迁入就接近八十万，北京市之前仅包括东城和西城两区的“市区”迅速扩张，一路蔓延至四环附近，直到再也没有人敢把宣武、崇文、海淀和朝阳叫做“郊区”。
2002年，我第三次来到贵阳，这时的贵阳已经很难再让我想起八年前长住过一个月之久的那个城市，以往老式的两节式公交车已全无踪影，几乎市内所有的公交车都变成了崭新的大巴车，经过重建的人民广场看起来要更加鲜艳一些，但大街小巷由于各种越发频繁的小摊小贩们变得更加杂乱，我没有再去此前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河滨公园，而是更多的在夜晚和几个朋友一起出没在更加繁华热闹的夜市中，是时“流星花园”热播，我们常会指着夜市上各种颜色老气式样难看且背后或胸口印着“F4”或“流星花园”字样的衣服嗤之以鼻，称之为“乡下人专用服饰”，语气中满是身为“城里人”优越感，更似乎这世上的人便不外乎我们这“城里人”和那里卖着和穿着这种服饰的“乡下人”。同是在那年，贵阳市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要将贵阳建设成为全国首个循环经济生态城市。
2002年，普安经历了94、95年的极盛，发展势头转缓，在此间的七、八年间，普安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缓慢发展的状态，这一时期内的显著改变是身居普安的很多人纷纷抛弃了原有老旧的住房，转而选择自家买下屋基，盖上一栋新房，在这七、八年间，无数新建的房子出现在环城路和南山路边，我家落成于1995年8月的那栋三层楼房便是其中之一。同时，这一阶段开始，普安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投身城市化的浪潮，离开普安这座县城，转而流向包括贵阳在内的众多“市”去。大约就是那一年前后，普安县里开始有人家有了私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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