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古村落：江西古老家园之脉

2007年冬天，我们的脚步几度迈进贾家、燕坊等僻静古村落，走过白砖黛瓦马头墙下的古村家园，还曾在清风明月夜立于古村下顿悟前世今生。

而古村无言，以其独特的安静和固执一路留守至今。因为高耸山脉的阻隔掩藏，绝大多数江西古村落能够安然无恙地保存完好，现在江西拥有着许多从全国范围来讲都比较罕见的古村落，国家、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镇）达到48个。在今天，这些古村（镇）不仅仅是被看做古代居民栖息地那样简单，散落在江西各个角落的这些古老家园，在数百年乃至千余年的产生发展历程中，每个家园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背景，每个家园都有着不一样的兴衰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有些是鸿儒巨宦的深深庭院，有些则是达官富贾的横联纵进，有些僻静的村落还有可能蕴藏着极为神秘的血缘。

除了用脚步去行走丈量这些村落，我们走访了中国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浩、江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施由明和南昌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黄细嘉教授，试图梳理出江西古老家园的脉络。

【古老家园兴旺之根源】

交通要冲位置赋予发达机遇

公元880，因避晚唐战乱，湖北蕲州罗田村人黄光远迁徙到今安义罗田村定居，据安义县黄氏家族所编《黄氏宗谱》记载：“光远公，系湖广罗田人也。唐广明年间，避兵乱迁卜兹地，里名罗田，不忘所自带耳。”到安义境地后，以打猎捕鱼为生，繁衍生息，“小小安义县，大大罗田黄”，一句俗语说明黄氏在当地的兴旺发达。一千多年以后，罗田以古村落的方式声名远播，与此形成鼎足之势的古村落群还包括安义水南、京台两个古村落，向今人呈现着曾经的辉煌过往。

罗田村口的大牌坊显示着荣耀，村中麻石板道、古车辙清晰可见，商铺林立，还能看到碾槽、酒坊等历史遗存和至今保留完整的地下排水系统。街边窄巷高壁耸立，形成“一线天”。在最小的水南村，以刻有100只形态各异蝙蝠的“百福图”窗雕最为珍贵，1830年建造的余庆堂有一闺秀楼，是富家女择婿抛绣球处。

不得不提的是，村落的重要地理位置在其发展史中起到重要作用。江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施由明说，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较历代有一个大发展的背景下，当时古村人利用其靠近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吴城镇，处于交通要道的特点，以地理优势发展商业，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经商致富发达。

不仅仅是安义的古村落如此，随着元、明、清时期全国政治中心定都北京，更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政治中心东移及大运河开通之后，汉水——长江——湘江——西江——珠江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失去了往昔的地位，而运河──长江──赣江──北江——珠江则成为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两千多公里，贯穿北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广东七省市，而在江西境内则占了三分之一。

“可以想象这给江西临近水运的地方发展带来了何等的便利，像乐安县流坑村的董氏家族，也是在明清时期，利用其地处赣中乌江上游的地理优势，合宗族的势力，垄断了赣中地区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施由明说。此外，自唐以来，婺源县江湾古镇因为具备通往皖浙赣三省的水陆交通要塞的因素，成为婺源东大门，正是由于这里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江湾在千余年里，由一个防御型村落发展成为一个经贸繁荣、群贤辈出的千年名镇，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商业的繁荣，江湾古村不断扩展壮大。还有燕坊等古村落也都是因为处于交通要道，形成了重要的商埠、码头而兴旺发达。

实际上，在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天然的交通要冲位置对培育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特色产业成古村崛起良机

除了交通要冲的天然因素，天然的名特产品成为古村崛起的另一天赐良机，江西许多古村就是凭借当地资源经营特色产业兴旺起来。

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的描述，说的就是经营江西古村一大特色商业的布商。对棠阴比较熟悉的人，都听说过一首传唱了几百年的民歌：“棠阴街有几里长？棠阴街有几条巷？几座桥来几座岭？几个菩萨坐壁上？”当一群儿童游戏，左手拍右手互问互答时，棠阴镇的繁兴历史全都在这首民歌反映出来，“棠阴街有五里长，棠阴街有十三巷。五座桥来九座岭，三尊菩萨坐壁上，满街都是夏布行。”

南昌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黄细嘉教授说，棠阴的兴旺离不开当地的夏布。棠阴夏布始于明朝中叶，当时有一位吴姓的本地商人在汉口经商，看到夏布盛销，便组织了一班人去产地学技术。而后返回棠阴镇办起了织布坊。到清乾隆时期最为兴盛，建有织布坊100多个，还不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镇上居民家家会织夏布。随着市场的需求，又兴起了漂染坊。那时，从雷湾村渣堡到解放村索湖7公里的河边，建有漂染坊20多个，其中以碓白桥漂染坊技术最高，曾有“药不到樟树不全，夏布不到棠阴不白”的说法。

当然，棠阴夏布能成为高档夏布，与宜河富含矿物质的河水有很大关系，由于境内宜水全是鹅卵石，清澈见底，含硫黄质多，使得出产的夏布洁白如银，轻柔胜丝。这使得棠阴成为湘赣两省夏布的集散地，外地夏布经棠阴漂洗后，畅销南昌、九江、上海、天津等地，远销日本、朝鲜。鼎盛时，棠阴集镇“五里长街，商店栉比，十里河埠，商船云集”。不仅如此，夏布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棠阴经济、文化的繁荣。如今老街、民宅、祠堂、牌坊等保存完好，让人完全可以感受到当年繁花似锦。

江西独占两大手工业区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发达。据明《铅书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当时铅山生产的纸有连史、毛边、关山、京川、贡川、大表、表心、荆川、书策、白绵等十多种。

因瓷器特色产业兴起的则数景德镇瑶里，因为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原料—高岭土就产于瑶里附近的高岭山，在瑶河沿岸的山水之间，既有多处瓷业生产基地——矿坑、窑址和作坊，又有为之服务的交通体系——水运码头、古驿道，所以就兴起了瓷业贸易，瑶里原名窑里，正由窑而得名。但是在明代之后，景德镇成为瓷业中心，瑶里的制瓷业逐渐衰落，瑶里则依靠另一特色产业—茶叶，继续繁荣。

黄细嘉教授说，此外，他在金溪县竹桥村调查时，了解到当地也是因为特色产业而兴旺起来的村落，其产业就是古代雕版印书业，在康乾时期，竹桥村就有人在全国做卖书生意，在北京开书肆，收罗古籍，这些在家谱均有明确记载。“刊书牌置局于里门，昼则躬耕于南亩，暮则肆力于书局，以刻书鬻书为业。”至今在竹桥村，还保留着许多雕版作坊，“养正山房”就是一个刻印古籍的地方，位于竹桥村仲和公祠右侧，进门为一大庭院，上堂及后堂为印书之所，乾嘉时期书板盈架，直到解放初期保留的刻版才被焚烧。

攻读入仕为古村带来荣耀

在古代社会，攻读入仕同样能给家园带来毕世的荣耀，在中国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浩看来，吉安兴桥镇钓源村不失为此类的代表。

早在唐代末年，庐陵望族欧阳氏的一支迁居钓源繁衍生息，钓源欧阳氏与文坛宗师欧阳修同宗，历代以欧阳修为荣，继承了祖辈的文风家训，代代贤良，出现了一大批标名史册的欧阳子孙。不仅有唐尚书令、博士、兵部侍郎、进士、州官、县令，更有明代的“父子登科，兄弟连科”，清代的兵部郎中欧阳模等。据残存的三达堂族谱及墓志碑刻统计，钓源欧阳氏自唐朝开科取士至清代中叶，共有6位进士，6位解元，27位贡生，21位例授郎职，童生、禀生、庠生更是无法统计。

仕途官宦的显贵给钓源带来了怎样的繁荣？钓源号称“小南京”，这并非族人的自诩，而是吉安城里人给予的雅称。专家们根据遗址考察了解，在村落西北角原有两条繁华街道，这里有近百家店铺，有中国知府山水园林式的私家园林，有钱庄，有赌场，有妓院，有戏台，有跑马场，甚至还有除宁国知府庄园以外的“三美院”、“六美院”、“七美院”等专供个人栖息的“后宫”。在这里，天天生意兴隆，夜夜莺歌燕舞，足不出户，灶不生火，各种生活娱乐设施一应齐备，各种生活享受呼之即来，俨然一个繁华的乡村都市。连吉安城里的阔爷少奶都不愿在城里呆，日夜向往着这不夜的“小南京”。现在人们见到的钓源，仅为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绝大部分的精华已在咸丰五年的战火中化为灰烬。

钓源村只是庐陵文化中的一支，庐陵人重教尊儒，崇尚办学，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坚信“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尊师崇学，兴建书院，蔚为风尚，这应该是庐陵地区多进士、状元的主要原因。根据《吉水县志》记载，该县仅在明朝中状元者即有五人，中榜眼、探花者各三人，并出现了“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人文盛况。

在吉安市青原区渼陂村同样可以感受到当年攻读入仕的盛况。明、清时期，由梁氏宗族和各大房派兴办的书院多达六所，保留至今的养源书院建于明嘉靖年间，坐南朝北，三层飞角挑檐，砖木结构，楼高15．75米，占地313平方米。由于书院众多，形成了“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的社会风尚，而“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孕育出以儒行商、以商助德、商儒合一的渼陂儒商文化。

实际上，对于前人重视攻读致仕的古村，大多建有巍峨宏伟的祠堂，装饰优雅的书院、学馆、花园，以及匾联、石刻、名树、墨迹和文物等，此外还包括乐安的流坑，婺源的理坑，吉州的卢家洲，泰和的爵誉、蜀口，安福的三舍，进贤的艾溪，新建的大塘汪山土库，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