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随军日记”正大光明.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洪

虎 隆 马献喜

摘 要：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消经日记：《正大光明》：普洱马阿洪：陕甘回民起义

前言

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和2006年上半年，笔者与甘肃省平凉市档案局马万龙等在甘肃、陕西和宁夏等省区进行回族古籍的民间调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平凉倾听一位80多岁的回族穆斯林长者向我们讲述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他告诉我们，听父辈们说，马良骏阿洪的老师普洱马阿洪①在陕西回民起义中，按照杨文治和白彦虎的建议，以“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记载了那时起义回民被“左屠夫”(左宗棠)大肆屠杀和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起义失败后，普洱马阿洪全家被清政府“安抚”平凉上杨翟家沟。

这本“随军日记”现仍由他的后代保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对普洱马阿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寻找查阅了一些涉及普洱马阿洪的文本资料，根据稀少的文本资料和其他线索，我们制定了调查大纲，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民间。于是，笔者九次从兰州赴平凉和庆阳董志塬等地，展开了对普洱马阿洪断断续续长达一年多的民间调查，最终找到了了解普洱马阿洪历史的几个关键人物：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普洱马阿洪的重孙、“随军日记”的珍藏者——马维才“朵斯体”，马维才的岳父、82岁的马长生阿洪等。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和相关历史的考证，我们终于对普洱马阿洪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年6月中旬，笔者又去了云南的几个地方，对普洱马阿洪的一些情况作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非常欣慰的是，经多方的努力，马维才于今年5月25日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民间珍藏了130多年的普洱马阿洪用“消经”文字撰写的“随军日记”——《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洪写给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一些信件等。当时，在征得马维才的同意后，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翻阅了《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洪写给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一些信件等。“消经”文字让我们两个阿拉伯语科班出身的人相形见绌，多亏马长生阿洪的帮助，才使我们读懂了一部分，了解了大概的内容。

当然，由于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珍藏者的权益和其他原因，在马维才的许可下，我们只拍照了《正大光明》的封面和其中的一页，没有翻译笔录。另外，普洱马阿洪次子马鸣春阿洪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82岁的马长生阿洪告诉我们，他们亲眼看到的普洱马阿洪遗留的当时陕西团练大头目张芾轿子中的“五月二十三日晚洗回民”的鸡毛传帖、在董志塬写给皇上书信的草稿和力劝马占鳌接受“安抚”、避免生灵涂炭的往来书信等，我们没有看到。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问世的历史背景及其史料价值

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回民不堪清朝对回民的残酷压迫和歧视，随之爆发大规模起义。时年_48岁：刚被陕西三原县穆斯林从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来任伊玛目不久的云南籍阿洪马寿清(人称“普洱马”)，在事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把远在河南开封竹沙镇的夫人和小孩接到陕西西安府的三原，义无反顾地和其他阿洪一起参加了反清起义。

义军后来在董志塬组成十八大营，由于普洱马阿洪品学兼优，文武双全，加之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不久便成了义军的精神领袖。他组织义军在董志塬开展生产自救，在学习教门的同时，经常率领回族义军，带着礼品，深入汉族群众中，探望安慰他们，号召广大农民安心劳动，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他常常反复宣传：我们陕西回民义军是迫不得已才来董志塬，在你们的家乡反抗清军屠杀回民。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宗旨就是和平，与人为善。我们同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农民，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决不会与你们为敌，也更不会对你们做出不义的事。普洱马阿洪的这些英明举措，使义军和当地的汉族农民能够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他当时还与十八大营领袖在临时搭建的清真寺中宣布约法三章，严禁任何人危害真主所创造的生灵，有违者，必严惩不贷。陕西回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在董志塬驻扎数年，这跟当地汉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普洱马阿洪也因此受到了董志塬汉民的爱戴，这是笔者2005年5月下旬在庆阳董志塬调查时，当地的几个汉族老人告诉我们的。

普洱马阿洪还亲自参与指挥义军反击清军的围剿，使义军多次打败了前来消灭义军的清军。他按照伊斯兰的和平精神，命令义军始终坚持只消灭首恶，不杀害无辜的战略方针，凡被俘清军士兵，皆被释放。因此，阿洪的声名远扬，成了清政府的肉中刺，眼中钉。双手沾满西北回民鲜血的刽子手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有称普洱阿洪者，尚在贼中，见为贼首。”②事实上，那时普洱马阿洪所在营中的领袖是杨文治。阿洪还亲自负责主持，与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崔巍、杨文治等在董志塬商议，让他的学生、军中大学士广西籍阿洪马天堂和陕西泾阳县马家庄文举苏汇起草了给皇上的伸冤书信。信的内容主要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唐朝传人中国、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回民的原来、回民在陕西八百里秦川安居乐业等；第二部分叙述了陕西产生回汉矛盾，官府处理不公，导致回民起义反抗压迫，被清军屠杀，被迫离乡背井，逃亡至董志塬，以及几十万难民生活困苦、生命难保的一系列原因；第三部分阐明了要求皇上明察，渴望返回陕西老家的强烈愿望。随后义军决定，由白彦虎率领7位武艺高强的人，其中包括苏宏目兄弟(咸阳苏家沟槐树寨人)，赴京给皇帝送信。他们扮成商人，白天休息，夜晚赶路，历尽千险，终将伸冤书信送到京城同治的御前。难怪左宗棠于同治八年八月十五日批发的禀文中有和此事较相近的记载：“长安县回目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马寿清、凤翔府回目崔巍等禀：窃思难民等身遭不白之冤，业经八载，每思悔罪投诚，今皇上以好生为心，凡股肱大臣均能救民于水火之中，频年招抚安插未就，致难民等流离失所，继因糊口无资，不得已外出寻粮，实有碍于抚局。兹蒙恩招抚，急将难众严加约束，再不敢任其滋扰。现时困苦之状，如鸟之失巢，如鱼之离水，更有甚于董志塬者。…···”…㈣。”在那战乱频繁、正义不存、腥风血雨的岁月中，普洱马阿洪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随时有可能被清军屠杀的危险环境中，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途上，凭着信仰的巨大力量，从董志塬开始，坚持用回族穆斯林自己创造并内部认同的，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拼读汉语发音的“消经”文字，几乎天天撰写日记，将陕甘回民起义的血泪史都记载在他命名的日记体《正大光明》中，给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来自受难方的史料。

随着战事的发展和对义军的不利，普洱马阿洪作为陕西回民起义的阿洪之一，为了保存实力，延传教门，避免生灵涂炭，在事关万人性命、社会安宁、教门存亡、民族长远利益的关键时刻，凭着对伊斯兰和平精神和中华文化中庸之道精神的了解和把握，作为回民起义的精神领袖，自告奋勇，不顾个人的安危，背着“可番”布，在泾川会见左宗棠，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相传签字时，镇压回民的刽子手左宗棠问普洱马阿洪：“《古兰经》是高洁的，何以写上猪字?”阿洪答日：“给你的手上写个火字，你能觉得它烧吗?”阿洪的巧妙答复使左宗棠无言以对。左宗棠见普洱马阿洪行走时健步如飞，称赞普洱马阿洪走的是“龙行虎步”。对于普洱马阿洪的“签字”，穆斯林民间颇有异议。

自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饱受战乱的陕西回民起义幸存者中的万余人被“安抚”在平凉、华亭、化平(今宁夏泾源县)、张家川、会宁等地，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灵痛苦和战争创伤，以纯洁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荒无人烟的高山枯岭上开拓垦荒，种地养息，修建清真寺，看守信仰，兴办教门，创造了人类生存史上的奇迹。笔者在乎凉农村调查陕甘回民起义历史时，当地的回族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目睹和笔录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由左宗棠签发、盖有官印的《良民门牌》和《平凉善后总局为给发单以为执照》等文书和证件，都是官府所谓“安抚”的记载。《苏氏同治初年离陕赴甘记》，则是由清同治年间陕西泾阳回民起义军苏筱瀛的后代，忠实记载全家随起义军十八大营领袖之一的杨文治，从陕西到甘肃的逃亡路途上颠沛流离、惨遭屠杀的经历，以及被左宗棠安插于平凉的一些细节的珍贵文本。平凉大岔河的五老沟的名称就是以当年被左宗棠“安抚”在荒无人烟的穷山辟壤的5个残弱回族老人而命名的。58岁的普洱马阿洪也因此被“安抚”在平凉上杨翟家沟。普洱马阿洪定居平凉后，并没有因为左宗棠的血腥屠杀一蹶不振，而是用心灵牢固地看守着自己崇高的信仰，极力忍受着一些同胞对他“签字”议和的非议，担当起了振兴回族穆斯林精神支柱——伊斯兰教的重任，继续为回族穆斯林群众播撒信仰的种子，矢志不渝地保护和传播伊斯兰文化。普洱马阿洪在平凉老庄、大秦、化平的黄岭寨等地清真寺先后兴教开学，其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以老云南马(马宝)阿洪、柴墩岭阿洪和马良骏(1867一1957)阿洪最为著名。

但令人心痛的是，受害方记载这段血泪历史的资料极其匮乏，国人了解甚微，相反人们见到的是浩如烟海的官方“文献”或“钦定”的“纪略”。很明显，以左宗棠为首的穷凶极恶的清廷官府在残酷地镇压了回民起义后，又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霸权在“正史”中对回民进行极尽侮辱之能事，而留在国内劫后余生的回民自然是无处申诉，更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血泪史用口承的方式一代代传下来，真可谓“大悲无泪”。基于上述原因，《正大光明》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正大光明》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

《正大光明》的内容主要是简要记录和回忆了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血和泪的‘痛史…[2]，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和作者的感想等。

《正大光明》全2册，第一册共48页，第二册共150页，“消经”文字，竖排手写。具体时间是从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十六日开始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十九日。每一月所撰写的日记不等，有30天的，有25天的，也有18天的，每一天日记的日期用小楷汉字竖写，内容用“消经”文字撰写，每页28行至25行不等，有些页内还贴有补充某一天日记遗漏内容的长纸条，草纸线装，墨书。版面上册25厘米×25厘米，下册32厘米×18厘米，保存完好。书灼封皮的左上角用工整秀丽的楷书竖写着汉字“正大光明”的书名。令人不解的是，普洱马阿洪的中文造诣较深，汉字又写得那样好，怎么没有用汉文撰写日记，而以“消经”文字记录，是天然的文化认同呢，还是为了保密，其中奥秘，有待考证。现特将马维才许可我们拍照的《正大光明》其中一页能看清楚的内容翻译如下：

1．同治十年同治来信降圣旨招抚回民。

2．八月二十九日从平凉起身。

3。九月初六日到安定(定西)见左宗棠。

4．十月十一日从安定起身。

5．十四日到三甲集(河州三家集)。

6．十五日易福有、张九二投过回营。

7．十七日送信过去。

8．二十二日回信到来。

9．二十三日我过回营。

……，十一月二十二日马占鳌带信过来。二十三日陈宁太到三甲集。

《正大光明》真实地记录了清代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惨遭镇压的令人发指的一幕，也全景再现了义军残部扶老携幼、被迫迁徙逃亡的悲壮历程。它不仅仅是一个被压迫民族正大光明地反抗压迫者的呐喊，尽现着人性之恶以及对血腥残忍历史的记载，也不仅仅是在回族研究中校正、弥补官方正史记载的不足和缺失、填补空白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它更重要的是提醒更多的人们，凭借这一民族信仰认同感的独特记载，让他们了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祖国这块古老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在封建专制社会中遭受过怎样的人间浩劫，又有着何等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的伤痛。正是由于这些伤痛，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各个民族和各个宗教的载体，都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血脉相连，能体验到致力于促进民主、平等、公正、和谐并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以及构建和谐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真理。

《正大光明》是截至目前发现的陕甘回民起义中唯一的回族当事人自己以日记形式纪录那段历史的文本。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写日记是普洱马阿洪养成的良好习惯，几乎日日不辍。写日记也成了他祈求真主，结束血腥屠杀，盼望天下太平，安慰自己的功课。通过普洱马阿洪的日记，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个人在那个血腥时代的心路历程，也能看到陕甘回民起义中各族人民正大光明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最后被实施种族清洗的过程。透过普洱马阿洪的日记，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这对于研究他的“议和”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的重大事件上的抉择很有价值。一本日记，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正大光明》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为了使《正大光明》和其他的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尽早问世，按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惯例，笔者将采取事先知情同意(IMor Informed Consent．)和惠益分(Benefit Sharing)以及田野调查伦理的原则，尽快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因素，再与珍藏者系、沟通和协商，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法规和充分考虑到珍藏者利益的框架内，与珍藏者签订相关的立项翻译整理的合作备忘录，将珍藏者作为参与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向有关方面申报项目。待项目批准后，与珍藏者签订合作实施协议，组织人力，翻译出版。

陕西学派云南籍阿洪普洱马其人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为明朝嘉靖年间陕西伊斯兰教教育家胡登洲(1522一11597)所开创。1832年，18岁的云南普洱县回族学子马寿清沿着经学大师马德新同年早些时候去陕西求学的路途，跟着云南贩运茶叶的回族穆斯林商人，亦负笈游学到当时的西安府三原。中国回族穆斯林在全国游学的传统，不仅促进了回族内部文化的交流，而且也增进了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文化经济的互动和信息的分享。普洱马阿洪正是陕西学派孕育出的一位有名的云南籍阿洪。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字仁山，祖籍云南河西大东沟，清朝嘉庆十九年(1814年)出生于云南普洱县一个虔诚的哲赫忍耶穆斯林家庭。根据中国穆斯林有时在称呼男性姓氏前加地名的习惯，所以有普洱马之称。西北、中原和西南各省穆斯林尊称马寿清为普洱老爷。

普洱马在陕西三原求学时，由于出身经学世家，祖父是云南伊斯兰教哲赫忍耶大阿洪，自幼跟随祖父和父亲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对汉文颇有造诣的优越条件和聪颖好学的精神，曾得西安米二太爷资助…，跟随周老爷的弟子陕西米真一阿洪和云南剑川马阿洪在三原清真寺学习认主学名著《教义学大纲》和《古兰经》注释——《闪烁的光辉》，后又在咸阳苏家沟槐树寨师从大阿洪、著名武术师苏老爷(苏宏目之父)一边学习《拜达维(古兰经)注》一边学习武术。在历经数年的学习后，米真一给马寿清“穿衣挂幛”，首聘于陕西三原开学，成为陕西学派创始人胡登洲的第十传弟子之一。不久，由于阿洪崇高的品行和精深的“尔林”，便蜚声遐迩。随后被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为伊玛目，在开封开学的第二年，与一河南回族女子结婚。据传开封善义堂清真寺的名称“善义堂”，就是阿洪第二次任教此清真寺时给命名的。随后又在山东、河北等省开学。当普洱马阿洪的次子马鸣春11岁时，阿洪受四川成都穆斯林聘请，第一次任成都王城寺⑦伊玛目。其间，曾被故乡云南普洱县打虎沟的哲赫忍耶穆斯林教众聘去开学月余，因教派观点不同等原因，旋即辞学返回成都，随后又被河南开封善义堂清真寺聘去开学。后又被聘往郑州一清真寺任伊玛目。数年后，即陕西回民起义的前不久，阿洪又再次受聘任教于西安府三原清真寺，家眷也从河南搬到了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