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到台湾ldquo驻点rdquo（我在央视之三十.

到台湾“驻点”

2001年，国家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台湾当局经过多次协商，终使台湾方面同意大陆四家媒体派记者到台湾进行驻点采访，一家媒体一次只允许派出两名记者赴台，时间限定为一个月。首次获准赴台的四家媒体分别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选派记者到台湾驻点采访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尽管此前已经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到过台湾，但那只是短暂的逗留或参观。台湾方面允许大陆媒体记者留在当地采访，并一直这样接连不断地延续下去，这是头一次。

台里经过认真考核，挑选出了共计六个人的第一批人选，拟分三批入台。当中的人选全部都是栏目的制片人或科组长。根据台里的要求，赴台后他们除了能够在当地迅速开展工作外，还负责积累经验，为后来的同行提供参考意见。

我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首批（共分三批赴台）获准进入台湾驻点采访的电视记者。

（一）

2001年8月27日上午，我和另一位制片人从北京启程，途经香港飞往台北。因为两岸多年来一直没有直航，期间所有赴台的大陆人员必须先在香港或澳门转机，并到设在香港中环的一家台湾旅行社取得赴台的通行证方可进入台湾。

出发的这天，我们很早就到了北京国际机场，在那里我们先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在接近中午12点的时候，到达了香港。

一下飞机，我们不敢耽误，立即搭乘机场快线，23分钟后赶到了那家旅行社，在那里排队办理赴台的手续。

我比其他首批赴台记者具有优势的地方，是我懂闽南语。一般人只知道我是广州人，能说粤语那是天经地义的，可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懂闽南语。说真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的闽南语居然在我进入电视台18年后派上了用场。我真的要感谢我的父母。

据老一代人在认真地查阅了家谱之后的说法，我的祖先原来是福建泉州一带的，大约在第五代的时候，南移到了广东的惠州境内，至今已经有十几代人了，细算起来我应该是家族中的第11代。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中，尽管惠州一带大都居住着客家人，然而我的祖辈们却顽强地保留着福建泉州人的语言、风俗和习惯，并代代相传至今。更有趣的是，他们可以一致对外和周围的人讲客家话，但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照样说他们自己熟悉的语言。我从小就是听着父母的闽南语长大的，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会了。

我在排队等候通行证的时候，检验了我的闽南语。队伍中有一对台湾老夫妇，他们用台语向我打听时间，担心转机时晚点。我告诉他们：“免紧！时间够。”

等候了近40分钟后，我们终于拿到了赴台通行证。这是一张印刷得还算精致的浅绿色纸张，上面写着“台湾地区入出境许可证”。

拿到通行证后，我们两人立即返回香港机场。

重新办理了登机手续，再一次入关。我们换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台北。

傍晚时分，远处天边的云彩渐渐变成了橘红色，晚霞射出的道道金光显得十分柔和。在上万米的高空俯瞰脚下的台湾海峡，虽然有些朦胧，但蓝蓝的海面依稀可见。

在两岸隔绝了5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直接飞越台湾海峡的大陆人士并不多，

此刻我终于跨过了这道台湾海峡，有幸飞过去，想想都令人激动。我不由得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写的那首《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我希望有一天，这浅浅的海峡不再成为人们心中的“乡愁”。（巧的是，两年后，余光中这首诗被香港音乐人郑文德先生谱成曲，并由大陆著名的艺术家毛阿敏、杨洪基、吕思清、零点乐队等用十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演绎。后来，大陆、台湾、香港的艺术家在同台演出时，还特意把余光中老先生请了过来。为此，我还专门赶过去进行了采访。我的那个“梦中的德令哈”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经过1小时30分钟的飞行，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的中正机场。

由于是驻点采访，中央电视台设在台北的记者站无法像别的记者站那样建立一个常态的工作点，这里没有固定的宿舍，记者到台北后全部要住在酒店里。

其他平面媒体只需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展工作，于是他们就把酒店当成了办公室，吃喝拉撒全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解决了。可电视台的记者就不行了，我们要拍摄，要剪辑，要配音，要传送……于是，中央电视台和台湾年代电视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中央电视台租用年代电视台一间办公室用于工作，并同时租用年代的摄像和交通工具，费用以美元进行结算。此外，中央电视台还和台湾TVBS签订了租用卫星线路等相关协议。

（二）

台北市没有想象中那么现代，许多建筑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产物，和今天北京、上海比起来显得有点落伍，这里除了正在兴建中的101大楼，和它附近的华纳威秀电影城，其他新的建筑并不多。城市和街道与广东、福建很相似，街面不宽，许多商铺都设在可遮挡阳光和风雨的“骑楼”内，只是市区里有许多树木。

台北的主要街道有点类似北京，也是以南北和东西划分，许多街道的名称用的是大陆城市的名字，比如“南京路”、“济南路”等等。但是，台北市的东南西北方向却没有北京那么整齐，要记住台北的路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去了好几次，才终于弄明白了。

东西走向的主要是一条“忠孝路”，以它为界，在它的北面依次排列着“市民路”、“南京路”、“民生路”、“民权路”、“民主路”；而和它纵横交错的，也就是南北走向的，主要记住以淡水河为界就比较好掌握了，依次向东排开的是“重庆路”、“中山路”、“松江路”、“复兴路”、“敦化路”等等。

在台北，我们代表的是中央电视台。台里考虑到派来的人员数量太珍贵，如果按照台里的做法，一个记者再配一个摄像，那么在同一件事情上两个人就只能出一条新闻，这实在是有些浪费。所以，台里选派到台湾驻点的人员通常是两名记者或一个记者加一个编辑，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依托当地的摄像，共同完成多条新闻的采制。

在台湾当记者，要接受总部所有频道发来的指示，特别是有新闻栏目的频道。对此，我们义不容辞。每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餐我们就去办公室，一旦有大的新闻事件就马上安排采访。要不然就是和当地媒体取得联系，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进行重新包装后再传回北京，就连周末也不例外。这样，在台湾的一个月里，我们的发稿量常常在40多条，最高时达到过50多条，这比在台里的记者的最高工作量超出了40到50。

说到我们这些大陆记者是如何在台湾开展工作的，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犹如“深入敌后”一般。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到有关方面的监控。我们住的酒店和办公室都装有窃听器，电话和手机也被时刻监听着。如果外出，必定有安全局的人跟踪；如果想离开台北市，一定要向当地的新闻局“报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你到达下一个地方时，他们及时派警员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