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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基层自治 当大陆直接选举在“村民自治”（村民投票选村长）层面徘徊19年时，大陆报人钱刚访问台湾，吃惊地发现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已是第15届！
原以为直选是“解严”后才有的事情。殊不知，自1950年开始，依照“县、市地方自治法规”，台湾就定期举行基层直选。斜披绶带的候选人四处拜票，台湾人见惯不惊。
国民党败走台湾后，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实际管辖地仅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及浙江、福建沿海少数岛屿。小小的头颅戴着一顶硕大的帽子，主权和治权脱节，固然给今天泛绿操纵“去中国化”提供可能，当年却也打造出一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以大陆人为主体的上层建筑为安抚台湾原住民，在中央层级实行独裁，在县市层级实行直选和自治。
从1950年开始，台湾选民直接选举第一届县市长，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也由民选产生。与此同时，建立各级地方“民意机构”，直接选举各县、市议员和乡民代表。县市议会监督县市政府和县市长，乡民代表会监督乡公所和乡长。省级议员也开放选举。特别是县市长直接选举，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是民众参政积极性最高的一种民主形式，为台湾后来转向多党制时避免社会动荡，从民众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政治训练等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台湾在几十年“反共复国”的宣传鼓噪中，上层建筑时有惊涛骇浪，像雷震《自由中国》案、旅美作家刘宜良命案、《美丽岛》事件，经常看似政治倒退，但在海底涌动的是民主和法制无声的洋流，缓慢却坚定地把台湾一点一点推离专制、愚昧的中国历史传统。
台湾从幼儿园、小学到国中、高中，每年学校举行模范生选举，与成人社会的民选颇有几分相似：全体学生进行不记名秘密投票，事先要制作选票、张贴海报、组织候选人政见发表会，学生选务人员负责分发选票、全程录像、维持秩序、唱票、计票、监票。到了开票尾声，孩子们的脖子伸得老长，气氛之紧张似也不亚于台北县长选举。台湾社会就是这样，把民主意识和民主程序的操练“从娃娃做起”。
台湾民众在直选锻炼44年后，1994年，每人一票直选“省长”。直到1996年，终于水到渠成地举行了台湾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直选。
有蒋家父子前人栽树的余荫，所以李登辉才能在1996年5月20日的就职典礼上宣称：
我们已经清楚地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运用民主政治。 台湾的自由经济和“均富”努力 “平均地权”本是孙中山的基本学说。国民党执掌大陆时期，很多中山先生的信徒，甚至包括蒋介石本人，内心对此并不反对。1947年，蒋介石嫡系胡宗南奉命“闪击”延安时，曾吩咐机要秘书熊向晖起草一份延安“政治攻略”。身为共产党秘密党员的熊向晖为胡宗南草拟的政治、社会改革设想，包括“废除土地私有，实行耕者有田”，“地主交租，穷人免租”，“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实行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等等。据说胡宗南把这份“政治攻略”送到蒋介石那里，蒋委员长戴着老花镜从头至尾审阅一番，一个字未改，就批了四个字：
照此实行。
然而，国民党在统治大陆22年间，因为派系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始终未能施行“平均地权”。这是大陆地区国民党失去民心、共产党大得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到了台湾后，将大陆地方派系全部铲除，同时与盘踞台湾岛的大小地主阶层并无利益瓜葛。台湾省主席陈诚在蒋介石支持下，从“三七五减租”（佃农交给地主的地租不超过农作物收获量的375‰），到放领公有耕地，最后赎买地主耕地分配给农民。1953年大张旗鼓实施的“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结构，基本消灭了大地主阶级，大大压缩了佃农阶级的规模，化解尖锐的阶级矛盾，成功避免流血革命，一举奠定了国民党治台的合法性。
1968年，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旨在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素质，为日后的经济起飞和政治改革铸造原动力。1968年台湾开始“九年义务教育”的时候，大陆正在“停课闹革命”的余波中，直到18年后的1986年才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必须承认，在开启民智方面，台湾同胞领先了大陆整整一代人！
上世纪70年代，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上部署“十大建设”，包括南北高速公路、桃园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苏澳港、台中港、高雄钢铁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工厂和核能发电厂。当时国民党内部对于耗资巨大的“十大建设”颇多疑虑，蒋经国力排众议，不惜内外举债，也要上马。他一字一板地说：
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
“十大建设”把台湾带入工业化时代，为70年代的经济起飞铺设了跑道。如果没有“十大建设”，台湾至今恐怕还是以种香蕉和稻米为主的经济。
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中，官僚权贵与资产阶级狼狈为奸，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民党吸取了大陆时期“四大家族”垄断腐败、民不聊生的惨痛教训，让民营中小企业支撑起台湾经济的大半壁江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时期，中小企业外销占全岛外销总额的比重，最高纪录超过80％。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紧追世界市场变化，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策略，先后打入欧美、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市场。
一位大陆学者写道：
漫步台北街头，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公司招牌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公司，两间写字间，几张办公桌，多则数十人，少则三五人。你可别小看了它们规模小、人员少，正是这些“蚂蚁雄兵”，为台湾的经济大厦添砖加瓦不息。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台湾经济从传统制造业向信息产业转型，成为计算机、计算机外设产品与IC芯片的世界制造中心，有21项IT产品居于全球龙头地位。在全球市场，每两台电脑显示屏中就有一台是台湾制造，1/3的便携式电脑、2/3的电脑主机版、3/5的鼠标均产自台湾。
值得大陆人惊羡的是，从1950年到1999年，台湾在保持8.1％的平均经济成长率同时，在经济成长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大致平衡。据统计，1999年，台湾前20％收入最高家庭的平均所得，是20％收入最低家庭平均所得的5.55倍，属于相当低的贫富差距。这样的案例在全世界也不多见。台湾解除戒严后，尽管政治舞台上拉扯厮打不亦乐乎，但台湾经济和社会生活依然保持有序运转和基本稳定，基层自治、经济自由、社会公平是三块最重要的压舱石。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2005年在清华大学演讲中，分析“台湾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特征——
让穷人有翻身的机会，力求维持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个的社会和经济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够富起来，更要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富起来，这就是均富。
台湾经济奇迹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富，而是在于均富。
做过国民党新闻局长的宋楚瑜，难免有自吹自擂的成分。台湾自民进党上台以来，经济增长乏力。岛内几十万银行卡用户消费透支却无钱还贷，被称为“卡奴”，不少人被迫走上绝路。但我们不能忽视两岸一个基本差异：在经济繁荣的同时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远比台湾更为严峻！如今，大陆国民收入分配差异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逼近0.47，超过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逼近社会大动荡的门槛；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高达50％。这大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领导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背景之一吧。中共六中全会发出大声疾呼——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台湾的新闻自由 台湾“揭弊”大王、立法委员邱毅曾对大陆人士谈到，台湾发生这么多弊案，是台湾的不幸，大陆很多人也逐渐看扁、越来越瞧不起台湾；但他要为台湾发声，告诉大陆，台湾今天能够把第一家庭、第一亲家打下去，最大功劳就是不畏当局的新闻媒体。
最显著的案例，是2005年TVBS罚款风波。由于这家电视台的“全民开讲”节目屡屡揭发民进党高层在高雄捷运工程中贪腐受贿，民进党当局恼羞成怒。新闻局以TVBS资金来源不明为由，罚款100万元新台币，扬言要撤照。台湾民意强烈反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关注，阿扁被迫表示“任内不会让任何一家媒体撤照”，对于高雄捷运弊案报道“不责怪媒体”，“感谢媒体的批评”。
从当初的“党外运动”到民进党的创立和上台执政，新闻媒体在冲破国民党“威权”统治、扩大政治参与方面推波助澜，功莫大焉。陈水扁曾经借用西方古典新闻学的名言发誓：“宁要媒体，不要政府。”纵使他为了一己一党利益，有封锁新闻和言论自由的企图，在台湾解除报禁后的大环境中，也无力撼动新闻自由这一“国本”。
大陆报人钱刚谈到在台一月的媒体观感：
每天读报，一个更强烈的印象是：中国式“文人论政”的办报传统，在台湾依然存在，而且对社会发挥着不可小觑的激浊扬清作用。选举期间，许多社论对宪政、对民主的阐释发人深思。他们用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在台湾捍卫常识、捍卫道德底线。
台湾媒体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一样，为迎合报刊发行量、电视收视率、网络点击率，充斥情色暴力、八卦新闻。但可能很少有其他地区的媒体像台湾这样，热衷于挖掘政坛乱相，频繁“爆料”，揭发政府“弊案”，辱骂领导人，媒体参政狂热甚至到了有些病态的地步。特别是近年来，台湾新闻媒体在选举政治、统独之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台湾新闻界，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保障新闻自由，而是检视媒体和记者的权力是否被滥用。
发人深省的是，台湾媒体的非国有化远在1988年元旦解除“报禁”之前。从1950年到1987年，台湾一直不准新报纸登记，三十多年间只有25家日报和6家晚报。但岛上2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联合报》竟然不是党报、官营报纸，而是私营报纸！
《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和《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皆行伍出身。王惕吾曾任官邸警卫团团长，是蒋介石的子弟兵；余纪忠做过“政战”工作，是蒋经国的爱将。两位报社老板与国民党关系密切，1979年都曾列名国民党中常委。这样的特殊背景，使2家报纸在“报禁”时期宏图大展，发行量均突破100万份，占据解除“报禁”前全岛75％以上的报纸发行量。尽管王惕吾、余纪忠本人取得体制内某种垄断优势，但他们的报纸毕竟还是在体制外：以读者为导向办报，坚持某种有别于国民党政府的半独立的立场；以市场为导向经营，进行资本积累。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时报》、《联合报》各自发展为含综合性日报、晚报、财经报、影视娱乐等在内的报系。在开放“报禁”后，2家报纸没有遭遇像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那样的灭顶之灾，在多元化的媒体和舆论市场上如鱼得水，与来自香港的商业报纸《自由时报》形成岛内报纸三足鼎立的局面。
说到这里，必须承认二蒋允许非党报、非官营媒体存在的政治远见。在2000年国民党失去政权后，凭借《中国时报》、《联合报》这样的主流市场化媒体，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岛内的“话语权”。岛内多数媒体倾向泛蓝阵营，以至于民进党文宣委员恨恨地说：
民进党的政策过不了浊水溪（台湾岛南北分界线）的媒体，这个账将来迟早是要算一算的。
在今天，大陆政府用日益谨严和完备的行政手段实施“舆论导向”，同时有没有考虑过类似《中国日报》和《联合报》那样的“资本导向”呢？当《中央日报》党报模式迟早要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在多元化的舆论市场和媒体市场上与别人平等竞争、一决高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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