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近以教育闻名的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市

临川文化是临川区域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存方式，是具有浓郁风情和民情的区域文化。历史悠久的临川文化凝聚着临川人民的创造才能与杰出智慧，也体现了临川人民独特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寻找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相对稳定的文化基因，是建立临川文化概念的基础。

临川文化是在“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江南大地上崛起的一支著名的农耕型文化。临川是江南较早被开发的地区之一，它的原始文明，是由北方迁徙来的百越系统中的一支与当地土著人共同创造的。临川，春秋时属百越之地，而临川文化的最初胚芽，应当在这个复杂的百越系统中找到渊源。据分析，古于越人曾迁于此。于越，为于人与越人结合而成。越人为夏禹之裔少康之后，是百越中的一支，后来与东夷族人结合为于越。于越的结合时间在商代中叶。于越在商朝不断打击之下，逐渐南迁至江汉之间，随着楚人向南发展，于越只得向东南迁徙。

为什么说临川属于于越呢？因为临川文化境内有著名的盱江。《水经注·赣水》云：“盱水出南城县西北流，迳南昌县南，西注赣水。”清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四·建昌府》云：“盱江，东府城东，一名建昌江，源于广昌县南血木岭……至临川县石门，亦名汝水，下流注于赣水。”以汝水取名的有汝阴、汝阳、汝南和抚州的临汝县。“抚州”的“抚”与“汝”在上古音近或音同。可见，在盱江流域肥沃的土地上，曾有于越人迁居于此，并与当地土著一起，筚路篮缕，共同开辟了临川文明的源头。

临川文化辐射的临川区域，远古乃多沼泽、丘陵，草木繁茂，气候湿润。各种文物资料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临川就有人类繁
居。尽管当时土著居民还处在“火耕水耨，民食鱼稻”的时代，但异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由渔猎进而为农田。而从北方迁徙来的于越人，带来了比当时南方未开化地区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初步形成了原始的农耕文化特征。

临川文化是在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后，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中迅速繁荣的一支典型的区域文化。临川邻近南昌，古代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在我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江西都融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这也是临川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契机。晋永嘉丧乱之后，从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开始，已有规模不小的士族南下，淮河虽然阻隔南北，但其支流大都源远流长，呈西北、东南走向，而且多有舟楫之利，给河南、山东一带移民向东南移入安徽提供了方便。到安徽后，又涌入江西，甚至途经江西向闽粤或湘桂迁徙。这时临川地区已接受了不少北方客家移民。临川属丘陵地带，但河流切割山地形成峡谷，贯穿盆地形成很多冲积平原，自然条件较好，且人烟并不稠密，极易接受客家移民。客家移民进入临川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先进的北方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土著的生产力水平，甚至使当地的人口结构和语言音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像客家语言对临川语言的影响。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原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的临川方言合流，互相渗透，长期揉杂，演变成今天这样著名的“临川音系”----既从属于赣语音系统，又同客家话有某些相同之处的独特的语言系统。

发达的生产工具，作用于优越的自然条件，逐步提高了临川人民的农业耕作技术，使临川逐渐成为江西的重要粮仓。临川、金溪、南城、南丰的陶瓷窑、造纸、印刷、纺织业都比较发达，南城、黎川有重要的盐路通福建。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安宁的政治环境，对处于北方战乱中的一些大家望族，逐渐产生了吸引力。一些任官临川的官吏，看到临川淳朴的民俗和较高的文明程度，纷纷落籍临川。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其远祖为“有姜之裔，齐为晏氏，齐在春秋，晏显诸侯”，“其高祖讳墉，唐咸通中举进士，卒官江西，始落籍于高安……曾祖讳延昌，又徙其籍于临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氏姒姓，其先鲁人，至其后世，避地迁于豫章，子孙散于江南。”曾巩高祖曾展成，为南唐检校司空紫光禄大夫，受遣于南丰为县令，始籍南丰。北宋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约在唐朝末年，王安石的曾祖父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北宋著名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南城。以地理名作《太平寰宇记》传世的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仍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这些家族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所以，他们迁徙来的不仅是家庭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空气。先进的北方文化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交流，推动着临川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