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沅陵的寺(怀化六记之五)

（怀化六记之五）

沅陵的寺

文/非墨

沅陵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一座若大的龙兴讲寺。

通公路、铁路之前，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湘西的商贸、货物、人员的进出依凭的全都是水运，靠的是这条浩浩汤汤的沅水。所以作为沅水中上游最大天然码头，沅陵自自然然成为湘西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来是黔中郡和辰州府衙门所在地，最繁华时仅运输船就达818艘。但昔日的辉煌终是昔日的，衰落的直接原因，我以为是不通火车。本来沅陵是最有希望通铁路的，远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就曾有规划。但最有望的却终究被遗忘了，倒成全了怀化市。怀化市现辖十余个县市，唯一没通火车的倒是沅陵。

宗教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迷信，宗教给予人的更多是心灵的慰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沅陵县内佛教盛行时，寺庙就达285处，现如今在县城内仍就保存着的并最有名是两座：龙兴讲寺和凤凰寺。凤凰寺矗立在南岸的凤凰山上，山不高，山上古木参天，葱翠欲滴，有好风水，所以寺内仍有香火，住有僧尼，据说寺中签还很灵验。而凤凰寺真正出名并非因其古老的缘由，而是因抗战期间囚禁过张学良将军的原因。登凤凰山顶，俯视沅江，可发“逝者如斯夫”之感概。江心有一岛，叫河涨洲，据说是驮在龟背之上，能随潮水涨落。岛上有座白塔，叫龙吟塔，塔下原有人家，仍活在沈从文《沅陵的人》叙述里的裁缝的女儿夭夭与土匪的浪漫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岛上人家现因五强溪水库的储水，已陆续移民迁走了。

江北城西，“临沅对酉，二川之交汇”处是虎溪山，“酉”指酉水，即沈从文笔下的白河。虎溪山比凤凰山矮，名气却大，临水依山，就势建着一座红墙寺院，是龙兴讲寺。龙兴讲寺敕建于唐贞观二年，距今1370余年，比南岳衡山祝融寺还早97年，但一枯一荣自不同，祝融寺香火依旧兴盛，而这儿已没了僧尼，空荡荡的显得格外清静。

寺门临江，庄严壁立，墙头长有蓑草，上嵌“龙兴讲寺”四字。严格说作为一个建筑群体，它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紧依寺门左侧的黔王宫，是旧时商人的会馆，内设戏台，戏台前面是台阶式的看台，当年一定是热闹的所在。第二部分才是寺庙，沿寺院中轴线而上，依次为头山门、过殿、天王殿、二山门、弥勒殿、大雄宝殿、观音阁。逐殿高出，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大雄宝殿两侧，对称地建了旃檀阁和弥陀阁。因水患火灾，二山门以下已多颓废，唯留门墙衰瓦，供人叹抚。寺内已无佛像供奉。

值得一提的是大雄宝殿檐前挂着的是明崇祯年间礼部尚书董其昌亲笔所书“眼前佛国”四字匾额，字体清瘦，笔锋飘逸，柔里藏刚。站在殿前，仰头望去，猛地一下见了，让人凿然惊讶：佛国怎能是眼前的呢？佛国又怎能不是眼前的呢？回头西望，酉水西来，沅江北去，夕阳尽染，水天一色，渔舟唱晚……目光被这眼前一片水扯得远远，便莫名地从心底生出一些感叹和幽思。

第三部分是紧连着寺后的虎溪书院。事实上书院与寺庙已连为整体，不能严格划清界限了。第一次去沅陵时，第一感觉就是龙兴讲寺的寺名极怪，让人费解。“龙兴寺”不挺好的，中间何必插一个“讲”字，给人以唐突感。对此，因手头无确切资料，自己也只能进行推测。在明正德五年，距今五百年前，浙江余姚人，著名唯心先验哲学家王阳明自贵州龙场驿(今修文)量移江西庐陵知县，途经沅陵，寓居此间数月，并乘机开堂讲课，广授门徒，以传他创的“心学”。今遗《辰州虎溪龙兴寺》诗一首为证：

杖藜一过虎头溪，何处僧房问惠休？

云起峰间沉阁形，林疏地底见江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鸥鹭春闲自满州；

好景同游不同赏，诗篇还为故人留。

诗题中就没有“讲”字，可见当时这寺还叫龙兴寺。那为什么到后来又改名了呢？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后因平乱立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王阳明文功武略，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文武双全的著名学者，这是历代文人所乞及但总难予达到的人生境界和人格理想。可以相比拟的如唐代的高适、清代的曾国藩等廖廖可数的几个人而已。明朝是个理学泛滥的时代，为对抗“程朱”理学，让人们从沉闷的理学桎梏中解救出来，王阳明另避蹊径，开创“心外无理无事无物”的“心学”，在日益僵化的明代思潮里吹进一股清新的风。史载在沅陵期间，王阳明曾与武陵学者蒋信、沅陵道士唐愈贤等在此授“良知、良能”之学。嘉靖二十三年(1544)，他的门人辰州郡丞徐珊于寺后建虎溪精舍，内供阳明先生像，后更名为书院，并与寺院建筑融合为一体。我一直以为，中国文化的博大不在于创造了什么，重要的在于它的兼收并蓄，在于它强大的兼容性和亲合力。儒、佛两家本持入世出世两端，如水火异物，却经王阳明一揉合，便巧妙地融合一体，另成一派，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就象这座寺院，巧妙地将俗闹的戏院、雅致的书院与避世的寺院悄无声息地融合在一起。而寺院终于改为了“龙兴讲寺”，可以说这是社会和历史对王阳明个人和他苦心悟出那套反传统的“心学”体系的某种提升性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