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一处园林德沛遐方数座庙宇怀柔内外(2)

二、怀柔内外成就统一的基地。

避暑山庄是“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所凝结的建筑精华，从而形成了清代修庙不修城的国家策略。天人合一的园林与庙宇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和国家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康乾盛世”。

（一）园林会屏藩　世镇为统一。

清代避痘和结交蒙古诸藩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封建社会时期，当时祖国医学还不发达，得了痘症（天花）无法医治只能死路一条。当时上至爱新觉罗家族皇室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谈痘色变。有史可查，清代著名的和硕豫通亲王多铎，正值中年鼎盛，为清王朝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却躲避不了痘症以致中年病逝。在清代正史的表述和太医院的脉案和诊病资料可以看出，传闻出家于五台山的青年皇帝顺治就是死于痘症。另据时任左都御史《龚鼎掌文集》记载，玄烨正是因为脸上有麻点，证实出过水痘，孝庄皇太后才听从了钦天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建议被尊立为康熙帝的。还有主动来热河朝觐的西藏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贝丹意喜也因出痘圆寂于北京西黄寺。康熙帝选址热河，因为这里可以解暑热、消夏甘、防水痘，同时还可以进行整饷武备、行围校军。据和珅《热河志》所载乾隆帝说“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已之豫游，盖为万世之缔构也……而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藩塞外……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畏，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这就是说，当时蒙古诸部贵族惧怕患上痘症而不敢轻易入关朝觐。康熙帝巡狩塞外和构建山庄是应蒙古诸部屏藩避痘之所愿。

清代入关前，满洲就有与蒙古等民族保持着联盟和通婚的国策。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曾说过，自古满洲与蒙古是一家。蒙古是满洲龙兴所不可缺少的政治盟友，皇太极还编扩了蒙古八旗。蒙古地处北边要塞，是清王朝在政治、军事和地理意义上的屏障。因此，清代许多帝王都给蒙古诸部亲王颁授过以“世镇屏藩”为内容的御题褒奖匾额，以示尊贵和宠要。位于内蒙古赤峰喀拉沁旗的亲王府议事厅（银安殿）内中堂上，就悬有康熙帝亲题的“大邦屏藩”匾额。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要冲位置和民风、民俗当然就成为联姻省亲和瞻佛礼尊的重要场所。康熙四十七年，下嫁到巴林旗的和硕荣宪公主、下嫁到科尔沁旗的和硕端敏公主到热河朝贺。一同接见的还有内蒙古、喀尔喀漠北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诸部王公。康熙帝及后继君王，还赐封历世内蒙古科尔沁亲王、喀喇沁旗多罗郡王、亲王等为盟长、围场总管大臣、御前行走。

（二）庙宇接众生　宗教显融合。

清康熙帝时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上奏，称所管地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帝批曰：“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具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于是，清朝统治者决意用怀柔政策，即用宗教和思想统治的办法，代替修筑长城，历史上“明修长城，清修庙”就是这种说法。在后来的清代国策中，确实体现出“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作用。公元1691年多伦会盟后，内蒙古是清王朝“倚为长城”最重要的蒙古地区。这里六盟四十九旗的蒙古封建王公，最受清廷恩宠和优待。
康熙帝答应了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请求，在多伦城建立了大型喇嘛庙“汇宗寺”，该庙由章嘉呼图克图驻锡。后来《清圣祖实录》引用康熙说法：“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可见，清代最高统治者很早就看出修长城不能抵外侵，固人心方可定国本。通过皇权与宗教的相互交融，达到最有效的和解、和平，实现了当时众生同庆，众望所归。

清代，边疆地区多为是政教合一。西藏分前、后藏，达赖驻前藏。班禅居后藏，章嘉为内蒙古，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这就是人民熟知的边疆四大活佛。为了巩固防疆，由此产生了“修庙固疆”的国策，也孕育了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群。自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开始修建溥仁寺至公元1780年广缘寺建成，形成了环卫山庄的12座金壁辉煌、雄伟壮观的喇嘛寺庙群。它们是：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殊像寺等。这些庙宇位于避暑山庄外的东部和北部的山麓，共占地47．2万平方米。每一处寺庙都是一座丰碑，记载和述说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据清代《钦定理藩院则例》记载，理藩院共管领着北京、承德共有四十座庙宇，除北京三十二座之外，其余全在承德。故此承德的12座寺庙中除了普佑寺、普乐寺、广安寺和罗汉堂外，其他八座均归理藩院直接管理。因地处古北口外，被称为“外八庙”。这些寺庙驻有喇嘛僧侣，研习经卷、唱经说法。他们由理藩院喇嘛印务处每月造册统饷，国家支付其费用。乾隆帝常以曼殊狮利（即文殊菩萨）冠称，所以外八庙中的殊像寺，又称为“乾隆家庙”。该庙曾驻有满族喇嘛，常年修习满文经卷，能用满语辩经布道。同时，也印证了北方游牧民族兴建家庙的历史记载。
皇权依宗教而巩固，宗教因皇权显神奇。清代的满洲人原信奉萨满教，后改为喇嘛教，并学例蒙古汗国尊藏传佛教为国教，乾隆帝时尊章佳活佛为国师。同样，清代帝王还利用宗教抬高自身的地位，如乾隆十七年的避暑山庄《永佑寺碑》载：“我皇祖圣仁皇帝，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福慧威神，超轶无上。”后来，在《殊像寺落成礼即事成什》所载“故西域达赖喇嘛等进丹书，借称曼殊师利大皇帝”。两段历史记载证明了康熙帝是由无量佛转世，而乾隆帝则是文殊菩萨化身。这样的宗教与皇权神话般的统一，必定能结人心、固国本。蒙藏地区活佛法王、宗教大德必能臣服敬仰主动来朝。如乾隆四十五年《须弥福寿之庙碑记》载“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

建筑艺术同样体现了宗教与皇权息息相关。乾隆帝还在须弥福寿之庙的喜祥法喜殿为班禅修建了比皇帝驾临用的御座楼更高的寝宫；而代表朝廷的二层御座楼位东、居前，活佛居住的殿宇位西、居后；同时，代表宗教的寺庙并没有以自身为中心，而是环列拱卫于代表朝廷的避暑山庄周围，藏式城台与汉式庑殿相互辉映，从而体现了皇权与神权相互妥协。也彰显了古代建筑艺术在空间和感受上的美学特点。
为了实现热河瞻礼成为定制，清代帝王在修建寺庙时就定义了寺庙是会宾之便所，除扬法示善之外，还显示了入觐观瞻者的等级。康熙五十三年《溥仁寺碑文》“念热河之地，为中外之交。联驻跸清暑，岁以为常。而诸藩来觐，瞻礼亦便”。乾隆二十年《普宁寺碑文》“且此山庄，即皇祖岁时巡视诸蒙古宾客之所也”。这种宗教场的便宜设置，确实给清王朝边疆和民族真正带来安宁，所以又云“蒙古向敬佛，兴黄教……咸愿安其居，乐其业，永永普宁云尔”。在乾隆三十六年《普陀宗乘之庙碑记》所载：“夫群藩信心回向，厥惟大慈氏之教。而热河尤我皇祖圣祖仁皇帝抚绥列服，岁时肆觐之区”。可见清朝达到了以尊喇嘛教为诸藩广信，以德服拱卫四疆的目的。除了表示诸部纷纷来至，为了显示等级在须弥福寿之庙《御制下马碑》还规定“凡蒙古扎萨克等来瞻礼者，王以下台吉以上及喇嘛其登红台礼拜，其余有官职者只许璃琉牌坊瞻礼。余概不准入庙门。”这样在尊礼佛教的同时，因为礼佛人的身份，也显示了不同的待遇，从而抬高了屏藩诸部的蒙、藏、维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地位，诠释了皇帝对列疆的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