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淮安

舳舻人语夕扉间——淮安

2007-09-27 1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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舳舻人语夕扉间——淮安

古淮河的入海口何在？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曾经湮灭在岁月的泥沙中，也许消失在史书记载的数度黄河夺淮里，也许就静静地躺在以它而得名的淮安城的脚下。

一个没有入海口的大河是危险的。涓涓细流，通过巨大流域水系的整合，在下游所形成的，往往是滔天的巨浪和漫无边际的洪水。几千年就这样过去了，淮河的自然入海口早已不在，而淮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仍在繁荣生长。究其原因，也许就是京杭大运河这条人工开挖的河流，从淮安城流过的缘故。

一 襟喉南北 南船北马

淮安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

淮安第一个特别是因为穿城而过的淮河的特别。横贯我国东西的秦岭－淮河一线被认为是我国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同时也是我国800mm等降水量线、1月份0度等温线、水田与旱地的分界线、水稻种植区与小麦种植区的分界线、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分界线、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分界线、温带水果与亚热带水果的分界线。谈起水果，大家肯定能想起古代智者晏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至今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淮河就是这样的神秘，沟通南北的同时却又区分南北。“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川后年来世情了，一波分护两淮船。”（杨万里《题东南第一山》）在历史上许多时期，比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等“天下大乱”时代，淮河还往往成为南北割据的分界线、兵戎相见的前线。面对如此神奇而又诡怪的河流，无怪乎南宋诗人王信发出“谁将淮水分南北”（《第一山》）的感叹。

在这条划分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上，只有淮安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当千里长淮逶迤而来，从淮安穿城而过时，淮安不仅具有划分南北的特征，而且还有兼容南北的特点。目前淮安市正在修建全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纪念碑，让游客在一脚横跨中国南北的同时，感受到南北的地理、气候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奇妙变化。

淮安第二个特别是因为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化。一万年前的淮安地区是汪洋大海，由于淮河泥沙的不断淤积，才渐渐形成陆地。从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距今已有5000年到7000年历史的青莲岗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耕作层以下2米处有大量黄沙，沙中伴有贝壳、木块等物，表明7000年前此处是紧靠大海的沙堤。在这块“新大陆”上生活的“淮夷”，以虎为图腾，被商及周初称为“虎方”、“人方”。进入中国轴心时期，淮安先后为吴、越、楚所有，成为它们“北上中原”的主要通道之一。

淮安城的建立是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相传为甘罗所筑，因名甘罗城。东晋时淮安城“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方舟漕运”（荀羡《北征诗》）。唐时“淮颖水运”，打通了从中原到江南的水路交通，淮安作为交通枢纽，最为冲胜。中国四大译经家、唐代僧人义净去印度取经，由海道归国途经淮安城外，在娑罗树（即菩提树）下演说佛法而开悟，兴建了太宁寺道场。从此，南来北往的商旅们多至娑罗树下焚香，祈祷旅途平安。李邕为此撰书了《娑罗树碑》，记载当时之盛：“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七发》枚乘之丘，三杰楚王之窟，胜引飞辔，商旅接舻……。”淮安城北有个新罗坊，是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日本遣唐使也大多经淮安、由淮河口入海回国。但是随着淮河造陆运动的持续进行，淮安城逐渐远离了大海，并与淮河一样最终失去了自然出海口。

淮安第三个特别，也是它最大的特别，就是它的命运往往随着大运河的变化而变化。据《史记》载，淮安在夏朝即有“陆则资车，水则资舟”之便。东周时，燕齐通向吴楚的陆路，穿过淮安，称作“善道”。秦朝修“驰道”，有两条经过淮安境内。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古邗沟，长150余公里，沟通江淮。长江流域的军旅乘船北上，到淮安下船后上车马；黄河流域的军旅乘车马南下，到淮安下车马后上船，“南船北马”汇聚淮安的局面开始形成。公元587年，隋为兴兵伐陈，从淮安到扬州开山阳渎。此前的运河开凿，均以军事为主要目的，隋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经济上要依靠江淮，于是开凿了自洛阳、经淮安、至扬州的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开始全线贯通。京杭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而淮安由于地处南北，成为漕运的重要孔道。唐初，淮安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盐运事业又开始兴旺发达。随着运河交通发展而来的就是南北人口的汇聚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温庭筠《赠少年》）淮安逐渐发展成为运河沿线的一座名城，有着“淮水东南第一州”（白居易《赠楚州郭使君》）的美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淮阴侯韩信的命运相似，淮安的命运是“败也黄河，成也黄河”。黄河和淮河本是两个独立的水系，有着不同的入海通道，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可在北宋末年，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进而掘开黄河，致使黄河水奔腾南下，并夺淮河河道入海。明朝中叶以后，黄河几度全流夺淮，使黄淮平原成为一片汪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这意外而来的洪流，不仅冲决了淮河流域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水道，从而带来频繁的水灾、旱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民谚，就是对淮河流域一种真实而又形象的写照），而且这滚滚洪流还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塞了淮河流域许多大大小小的航道，其中淮河、大运河首当其冲。由于大运河北部航道的淤塞，元朝曾经选择通过海上进行漕运，但是空阔无边、风急浪高的大海，经常使这些船只迷失方向，甚至于“樯倾楫摧”，全部覆灭。无奈之下，他们曾对淮河以北的大运河进行疏浚，但由于运河北方航道窄浅，水源不足，年漕运量不到10万石。在黄河对淮河的轮番冲击下，淮安地区大水后的“衰败”景象是可以想象的。

所谓“成也黄河”，就是指由于黄河的入侵，淮安“南船北马”的局面再度形成，并且如鲜花着锦，无比繁盛。随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发展，帝国对江南的需求越来越多，“天下财赋，半出江南。”（季开生《谨陈民情疏》）为了能够让这些财赋源源不断、安安全全地运抵皇都，明、清两朝一致将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来维护这条南北“生命线”。明永乐十三年，漕运总督陈瑄疏浚沙河故道，并建立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厂房工棚达23里，集中了6000多精良工匠。这个船厂在其后55年间共造船27332艘，其中最多一年达678艘。明、清时期，每当漕运时节，“帆墙衔尾，绵亘数省”，最多时有漕船1.2万只，漕军11.2万人，入京漕粮一年达600万担，“居天下强半”。

然而最富有意味的是，无论这些河道大员们如何治理，以淮安为界，大运河的南北漕运能力是非常悬殊的。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淮安后，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北上，只有改为车马陆运（乾隆间在淮安设马号，北达京师，计程“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为站有十八”）；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淮安，休整一番之后，乘船优游南下。由于淮安“最是襟喉南北处”，“舟车日夜绕城行”，并且大量的人员、货物还要经过这么“一停”、“一顿”、“一周转”。“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因此淮安城里货物的丰富、仓储的发达、各色人等的汇集、市井的繁华，是不消言说的了，真可谓南船北马，南腔北调，众声喧哗。周恩来曾如此称述他的故乡：“淮阴古之名郡，清时海运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此时的淮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

二 纸糊的淮阴 铁打的淮安

黄河不断全流夺淮，使得淮安地区的诸多城镇不仅不能固若金汤，经常处于迁徙之中，还使得这些城市的名称也处在不断的变更之中。这从历史上淮安地区的两座城市——淮阴和淮安之间的关系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淮阴和淮安是并列的；先是有淮阴之称，后才有淮安之名；先是由淮阴做地区首府，后才有淮安的后来居上；也曾有短暂的淮阴被淮安吞并的历史，但不久就恢复了。但总体说来，淮阴的城址和名称不易长久，恰似“纸糊”，淮安的城址和名称比较稳定，如同“铁打”。所以在淮安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纸糊的淮阴，铁打的淮安”。其实，这个民间说法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战争逻辑、洪水逻辑和运河逻辑，可谓是天灾加人祸。

秦统一六国后，置淮阴县于甘罗城，以城居淮河南岸，故名曰“淮阴”，这是“淮阴”之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著名军事家韩信即于此仗剑从戎，立下赫赫战功，被汉高祖册封为淮阴侯。晋太康三年（282年），移广陵郡治于淮阴。其后南北政权对峙，地处前沿的淮阴遂为重镇。永和八年（352年），荀羡镇守淮阴，以“无地屯兵”，因而在秦汉故城（即甘罗城）之南，营造新的城池。在南北朝期间，或为淮阴郡，或为淮州，还时以北兖州以及南高平郡、东平郡等，均寄治于此。南齐永明七年（489年），割淮阴东南部地区置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从上可以看出，在战争的影响下，淮阴不仅被经常更名，辖区还经常被更换甚至被换过城池，“纸糊”的特点已经开始显现。

隋开皇元年（411年），改东平郡为淮阴郡。唐朝时由于淮阴地处江、海、运河和淮河交通的双十字路口，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因而盛极一时。同样的原因，淮安也是极其的繁华。南宋和金、元对峙时期，淮阴再度成为前线，遭受兵火的长期荼毒。更可怕的是，由于黄河夺淮，使淮阴成为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洪水不仅冲走了肥沃的土壤，冲垮了城池，荡平了财富，还磨灭了一切可以保存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记忆。从公元1214年起，淮阴城址先后迁移到八里庄、大清河口、小清河口、清江浦，名称也先后更为清河县、清江浦等，“纸糊”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淮安城由于地处洪水边缘，始终得以保全，与淮阴城相比，如同“铁打”。

大运河就像人的血脉，只要血脉贯通，就会有生命力的存在。明清期间，由于淮阴段运河的疏浚，漕运重新兴起，“南船北马”的局面再度形成，清江浦的石码头因被称为“九省通衢”而名扬全国，淮阴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繁华、稳定期。饶是如此，淮阴“纸糊”的特征仍然存在。地处汴河入淮口的泗州城始建于北周，宋代在老城旁建新城。明代在两城之间架设“悬桥”相连。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由于黄河入淮和洪泽湖水位的不断上升，泗州城逐年被淹没，也逐渐被泥沙淤积，康熙三十五年左右，泗州城全城彻底、完好地没入湖中，成为“中国的庞贝城”。与之一起沉入洪泽湖底的，还有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可言语，诚如南宋诗人真德秀所言：“淮山哪管人间事，依旧青青出画图。”（《第一山》）

清朝末年，由于海运的兴起、陇海铁路的建成以及运河淤塞，淮阴逐渐失去了南北交通的地位，再加上频繁的水灾和战乱，昔日的繁华渐渐消退。1914年至1921年，江苏淮扬道治淮阴。1945年改称清江市。1948年与淮安市合并为两淮市。1949年恢复为淮阴县。1951年划城区为清江市。1958年清江市与淮阴县合称淮阴市，1964年市县分置。1983年改清江市为淮阴市。2001年，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改为淮安市淮阴区。不到百年期间，淮阴就八度更名，真是比“纸糊”的东西还不长久；而淮安，却成了如今地区首府的名称。我想这种变迁，与民间“纸糊的淮阴，铁打的淮安”有一定的关联，更与淮安在现当代产生的名人效应有关，真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三 英雄儿女 锦绣才人

世道多变，故生才子英雄。在淮安这块物产丰饶却又充满水患、战乱的土地上，在淮安这个物资、人员、信息沟通要塞却又命运多舛的城市里，英雄儿女、锦绣才人的大量涌现，应该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

生活在淮河下游近海地区的淮夷人，由于所处气候温湿，地势低卑，又常与禽鸟虫兽争食，很自然地成了弓矢和凿井的发明人。在大水浩淼的洪荒时代，又不断与洪水作斗争，形成了英勇无畏的传统与精神。传说大禹三上淮河的发源地桐柏山，征服了淮水、涡水的水神无支祁，把他锁起来，还在胸前挂了一个大铜铃，然后“徙之淮阴龟山之足”。无支祁“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倐忽，闻视不可久”（《古岳渎经》），成为《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其后，夏、商、周三朝不断东进，征“虎方”、“人方”，激起了淮夷人激烈的抗争。周穆王时，徐偃王“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候，命徐偃王主之。”（《后汉书"东夷传》）徐偃王成为淮安地区第一个名垂青史的英雄。

春秋战国时期，淮阴地区成为吴、越人争霸中原的前沿。在这样的环境下，楚汉时期一代名将韩信的出现，是实至名归的了。韩信本在项羽麾下效力，因未得信用，于是离开项羽投靠了刘邦，无奈还是没有得到重用。韩信失望之极，决定离开刘邦，于是上演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彩一幕。在萧何的竭力举荐下，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后，“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刘邦语），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灭楚，为平民王朝——汉朝的建立立下了煊赫战功（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晚上听韩信的故事，尤其是加上评书人的渲染和说唱后，更是迷人心窍）。南宋陈亮称他的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明朝茅坤称之为“兵仙”。目前淮安还留有韩信的出生地——韩城、韩侯钓台、韩信点将台、胯下桥、韩母墓（又称青水墩）、漂母墓、漂母祠等一批文物古迹。除韩信之外，淮安人梁红玉辅助丈夫韩世忠抗击金兵，转战大江南北，其中“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事迹特别感人，“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摘自梁红玉祠上对联），被誉为巾帼英雄；还有爱国将领关天培，在虎门抗击入侵英军，血洒炮台，“异类亦钦伟节”（林则徐语），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壮丽的一笔。新四军军部旧址——黄花塘、淮阴八十二烈士陵园、苏皖边区旧址纪念馆、新安旅行团纪念馆等革命史迹，也是抗击外敌入侵、追求自由解放的英雄们留给我们的印记。

对自由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注定了运河儿女不仅是英气的，也是灵性的。象征汉帝国“铺张扬厉”的大赋的开创者——枚乘就出生在淮安，汉武帝仰慕他的才华，用“蒲车安轮”征召年迈的他进京，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枚乘的儿子枚皋也是一位有名的辞赋家。他们父子二人以辉煌的词采，开启了淮安的文脉。此外，陈琳以“章表书记”名列“建安七子”之中，鲍照以诗歌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张耒以诗文位居“苏门四学士”之列，边寿民以花鸟成为“扬州八怪”之一；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这里还走出了著名经学大师阎若璩，著名盲人天文历算家卫朴，著名书画鉴赏家和理论家汤卮，剧作家和戏剧大师王瑶卿、周信芳、陈白尘，摄影大师郎静山，著名雕塑家滑田友等一批名人。明清两朝仅山阳县就有进士200余人，河下镇还出了状元、榜眼、探花，留下“河下三鼎甲”的佳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盱眙第一山的宋元题刻，其中不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赵孟頫等大家的珍品。明清时期淮安城市的繁华，更是带来了人文荟萃的局面。

最值得一书的是，淮安还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于1899年3月5日出生在淮阴市荆楚区（时为山阳县），1904年他随同父母及养母及两个弟弟迁居淮阴市区（时为清江浦），1907年因生母和养母相继去世，复与两弟迁回出生地，1910年“从伯父召，赴辽东”。这样，他在淮阴前后度过了童年的12个春秋。为了纪念这一伟人，淮安设有周恩来总理故居、周恩来读书处、周恩来纪念馆，供后人参观凭吊。其中，周恩来读书处面对大运河，隔河即为清江浦楼。我们可以遥想，少年恩来常登清江浦楼，览运河风物，观楚天风云，壮志在胸！

四 运河文化 文化运河

少年恩来居住在运河边，运河给予他的，不仅是沿岸的风物，还有蕴涵其中的文化。他自己曾经说过：“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最富有意味的是，他看的许多小说，本身就是淮安地区运河文化的产物。

首先，我们来看小说。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虽然故事地点总体上来说发生在山东，我们也可以发现淮安文化杂糅其中的痕迹。在淮安，“浪里白条”是对本地特产白鱼的俗称，因为这种鱼身长体白，一般活动在水的上层，游速极快，又喜翻腾跳跃。为此，用“浪里白条”来形容梁山的水上好汉张顺（绰号“浪里白条”），该是多么的贴切生动。与梁山好汉同时代的苏轼，久知白鱼的名贵，一到洪泽湖边，就急忙问道：“明日淮安市，白鱼能许肥？”（《发洪泽，途中遇大风复还》 ）元末天下大乱，施耐庵曾迁至淮安居住到老，有诗为证：“年荒乱世走天涯，寻得山阳好住家”。（《赠顾逖》）他为什么要寓居淮安？因为宋江等梁山好汉曾占领过淮安，有关故事“载在人口”，并陆续搬上戏曲舞台与书场，其中淮安画家龚开还曾为他们一一画像，并作了《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提供了直接的艺术形象。施耐庵寓居淮安，在田间、港口采集梁山好汉的遗迹、遗风，显然有助于《水浒传》的创作。

由《水浒传》，顺便再谈一下《金瓶梅》。《金瓶梅》是移植于《水浒传》第23至25回的一些情节，经作者再创作而成的。在《水浒传》中，西门庆是阳谷县人，而在《金瓶梅》中，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把西门庆搬到了清河县。那么小说中的这一清河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书中所写的山东的清河，抑或现实生活中河北的清河、江苏的清河的缩影？全校本《金瓶梅词话》的校辑者梅节认为:“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近南清河(今淮安)。《金瓶梅》评话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听众多为客商、船夫和手艺工人。”此外，尽管作者对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做出了种种掩饰，我们仍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捕捉到蛛丝马迹，成为小说中场景在江苏淮安的自身佐证材料。小说第二十五回，写扬州一王姓盐商，被按抚使送监在狱中，托乔大户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向蔡太师讨人情释放。江苏扬州的盐商犯事，跑到山东或者河北去求人，不太合情理；而明朝时扬州和淮安同属运河沿县的重要都市，交往密切，沿运河而上，只需几小时。况且，明朝时期淮安南船北马局面的再度兴起以及经济、社会的畸形繁荣，也与西门庆这个“物欲横流”的典型性格的产生有着正关联。在运河上行船，虽然没有大风大浪的袭击，却有更加险恶的“人际关系”。许多船在等待过闸，有的已经等了7天了，最长的已经等了一个月。实际上，只要你肯交更多的钱或者有“关系”，就可以提前放行，就可以提前卸货，就可以躲避检查。运河文化是讲究交际、讲究金钱、看重关系的，还有相当浓厚的官气和腐败的味道，以及放荡消闲、杂乱不堪的内河港口味道，与正统的仕农工商的田园气息截然不同。

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里文化杂糅的气息是最为浓厚的。《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他出生在淮安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就很聪敏，喜欢听神奇故事，爱读稗官野史，接受的不全是儒家“幼承庭训”式的教育。吴承恩博览群书，成年后“英敏博洽”，但直到46岁才成为“岁贡”。又十数年后，为母“屈就”长兴县丞，因“不谐于长官”，拂袖而归。后补荆府纪善，不就。他在家乡结庐而居，以诗文自娱：“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舞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以陶隐居？松风满虚阁。”（《斋居》）他以这样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胸中升起的往往是一股郁郁不平之气（如在《二郎搜山图歌》中所言“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却无力”），而世界自然显得世俗而又可笑。由于思想的杂糅，为此在他的笔下，唐僧有传统儒生式的迂腐和执著（外表是佛门的和尚），猪八戒有着旧式农民般的懒惰和天真（外表是猪），沙和尚有着码头苦力工一样的空洞和塌实（外表是脚夫），以民间水神无支祁为原型的主人公——孙悟空具有新兴资本者游走江湖时的勇敢、机智和不羁（可惜外表是个猴子），仙界、魔界如同人间（神仙们举止更像是官吏，妖魔们举止更像黑道人物），儒、道、释、鬼怪等思想与世上的芸芸众生紧密连接在一起。可以说，他所创设的人物形象，半人半神，半人半兽，半兽半魔，三界合一，运河中、码头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书中得到了象形。

其次，我们看一下戏曲。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是以淮安的荆楚区为背景创作的，比如剧中窦娥有“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的“无头愿”，让“山阳县”为“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买单，而“楚州”和“山阳县”这两个地名均是淮安的老地名，可见关汉卿与淮安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到淮安的地方文艺形式，就不能不提到淮剧，因为淮剧是唯一以“淮”字命名的剧种；而提到淮剧，又不能遗忘攸文艳，攸乃大师也。其实，淮剧只在淮安南部亦即淮安城向南地域发展，在淮安北乡亦即在淮河向北的乡村，流行的却是淮海戏。淮海戏又称“柳琴戏”，百姓称“蛮琴调”，而提到淮海戏，又不能不提杨秀英，杨乃开山人物也。
淮海戏与淮剧是两个唱腔完全不同的戏种，造成这种“书分南北版本”的界线在哪儿？在淮河！谈到淮安京剧，不得不提“通天教主”王瑶卿，梅、程、荀、尚四大名旦均曾向其拜过师、学过艺。麒麟童周信芳以海瑞形象、荀派传人宋长荣以“红娘”形象，名动海内外。

在历史上，淮安虽然有源远流长的高雅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平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为特征的运河文化，却逐渐成了淮安地区文化的主流。因为从文化品种来看，除了诗、文、赋、八股等正统的“案头”之作外，淮安更多也更闻名于世的，是小说、戏曲等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码头”文化。诚如李泽厚所评价的那样：“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美的历程》）淮安地区小说、戏剧的兴盛，特别是具有商业色彩和平民精神的人物形象的不断涌现，与其作为大运河的中心港口城市密切相关。

从城区现存的古建筑来看，淮安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对不同文化思想也是兼收的。慈云古刹体现了“于荣利无毫发矜重”的佛教理念，文庙中留有诵读儒家经典的声响，古清真寺在斑驳中显现着异域的风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北大学堂诞生，淮安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