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关于安徽省淮北市历史文化的介绍

探寻隋唐大运河历史

我市柳孜隋唐大运河的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9年5月份，由于泗永公路改造，我市濉溪县柳孜集有了重大发现。经专家认定，柳孜集地下埋藏着中国考古史上少有的大批唐代沉船，更令人震惊的是，沉船上面，尚有一座长36米，垂直高度达5.5米的大型宋代码头。同时出土的还有几百件隋、唐、宋各名窑的瓷器。《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大篇幅地进行了报道。

至此，史书有争议的隋运河河道便划了句号。真正的由隋炀帝首开的大运河，便是指从商丘东南，经永城、濉溪、宿州、灵璧入淮河的这—段，邗江以南的那一段，实为越王勾践所开，隋炀帝只不过略加疏通一下罢了。隋炀帝三下江都（扬州），均走的这条水道。当时这条水道名通济渠，后人也有叫汴水的，淮北人现时则把这段叫隋堤，大运河，是后人们的习惯叫法。柳孜集码头遗址的发现，在全国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同时也给淮北带来了惊喜和骄傲。

当年隋运河从这里流过(郭宜中)

大运河、长城，作为人类的奇迹，在现时的中国，应该说风骚各具。长城，早已失去其御敌的功能，却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大运河，虽无殊荣，却轰轰烈烈地创造着辉煌的效益。

我登过长城，敬畏长城，对大运河也是独具钟情。儿时，瓜棚月下，老人们讲的许多有关运河的故事常常让我入迷。有这样—段至今记忆犹新：隋炀帝开了大运河，河里无水，怎么办？隋炀帝便让老百姓在河床里铺上一层穄子，由裸男裸女拉纤，女在前，男在后，穄子很滑，男女常常失足迭在一起，此时，隋炀帝就会开怀大笑。

和运河有缘，我在部队服役17年，有14个年头是在现在的京杭大运河边度过的。我们的营房一开始在江苏省的宿迁县，然后泗阳县，而大运河恰恰从这两个县城穿过。在泗阳，我们营房就在大运河上。直到八十年代初，军营里喝的仍是运河水。傍晚时分在运河边散步，看晚霞，看落日，看船队，看鱼跃，有时学着古人发些幽情，乃是军旅生活的一大享受。

转业到淮北，便有人告诉我，泗永公路之下便是隋炀帝开的大运河，我当即予以否定，欺我不知运河？对方也斩钉截铁：一点也没错。从那时起，我便留意史书上有关运河的记载，不久，我便明白，其实自己并不了解大运河。我生活过的京杭大运河并非全为隋炀帝所开，是后代人陆续完成的。隋炀帝首开的大运河是指从洛阳到淮河的这—段。对于这段运河，史书上有两种说法，—说是从洛阳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再从黄河入汴水、入泗水、入淮河。第二种说法是直接由汴河经商丘东南入淮河。所以，我对泗永公路之下的运河的说法仍持怀疑态度。80年代中期，轰动全国的电视专题片《话说运河》讲的仍是现时的京杭大运河。

1999年5月份，由于泗永公路改造，我市濉溪县柳孜集有了重大发现。经专家认定，柳孜集地下埋藏着中国考古史上少有的大批唐代沉船，更令人震惊的是，沉船上面，尚有一座长36米，垂直高度达5.5米的大型宋代码头。同时出土的还有几百件隋、唐、宋各名窑的瓷器。《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大篇幅地进行了报道。

至此，史书有争议的隋运河河道便划了句号。真正的由隋炀帝首开的大运河，便是指从商丘东南，经永城、濉溪、宿州、灵璧入淮河的这—段，邗江以南的那一段，实为越王勾践所开，隋炀帝只不过略加疏通一下罢了。隋炀帝三下江都（扬州），均走的这条水道。当时这条水道名通济渠，后人也有叫汴水的，淮北人现时则把这段叫隋堤，大运河，是后人们的习惯叫法。

柳孜集码头遗址的发现，在全国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同时也给淮北带来了惊喜和骄傲。他带给淮北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显露出来。前不久，我来到柳孜码头遗址旁，不仅感悟到了沧海桑田的不可抗拒，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文化积淀让人喘不过气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大运河都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不朽的交响。从哪块素材选题，都可自成一篇上乘佳作。

一段《苏三起解》，让山西的洪洞县扎根国人，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几乎使岳阳楼成为神楼，其貌不扬的醉翁亭也被欧阳修的一篇游记名噪今日。而大运河，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墨客骚人吟诗作赋，其中不少像白居易这样的大家，但除了隋炀帝有关运河的故事有些尚在流传外，其余的都如运河一样平平了。如果说长城还引了个孟姜女为其增色，而大运河几乎全靠其自身的影响了。

历史是最爱开玩笑的。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秦始皇修长城，当初绝不会想到影响到现在，曹雪芹含辛茹苦十年作《红楼梦》，也不会想到其作品会成为国宝。而隋炀帝更不会想到，他开凿的大运河会成为人类的奇迹。现代史书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大都强调他是为了巩固政权，促进南北交流以及战争需要等，我认为，这多少有点高抬了隋炀帝。尽管大运河本身的价值客观地体现了这些方面，但绝非隋炀帝的本意。如朱元璋披上龙袍之后坦言：“本想趁火打劫，谁想弄假成真。”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又大起大落的王朝。开国皇帝杨坚篡周灭陈之后，结束中国长达2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上台之后，由于他政策得体，很快便出现了“开皇之治”的盛世。他的悲剧，也是随时随地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选错了接班人。本来杨坚是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的，杨勇上台之后效果如何，不好推论，但他情性宽厚，直率热情，不好做作。就这么一个人却被杨坚废了，立了杨广为太子，也就是隋炀帝。据史书记载，杨广少时敏慧好学，善于伪装，也能舞文弄墨，甚至作些曲子，在加上灭陈中有战功，所以蒙敝了不少人。但骨子里却阴险狡诈，心胸狭窄，骄奢淫侈，以至上台之后，很快便原形毕露。

隋炀帝决定开凿大运河的时间为公元605年3月，也就是隋大业元年3月，这时隋炀帝上台仅3个月。至于目的，史书是这样写的，杨广没当皇帝之前，封晋王为江都（现扬州）总管。扬州的风光美女着实让他流连。当了皇帝，各方面都不如以前那样随便了。所以，常面对墙上的扬州一带地图闷闷不乐，肖太后问及原因，他说非常怀念扬州的生活。这时，一些大臣便建议说，为何不开一条河直下扬州呢?这要比陆道便捷得多，于是，隋炀帝一声令下，一百万丁役上阵，大运河开工。由此可见，刚作了3个月的皇帝如果说开运河是其宏图大略，是为了推动南北交流，促进经济发展，那是非常牵强的。而且在下令修大运河的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在洛阳修建方圆200里的西苑，让几千名宫女骑马在月下演奏他谱曲的《清夜游曲》。为了粉饰太平，当各蕃部来朝时，他让百戏相迎，仅演奏乐器的人就多达1.8万人。他还让各酒店按待这些人时不许收费，街道两边的树也用红绸裹起来，以至这些蕃部来人也对隋朝这种虚假的、荒唐的做法不可思议。从为人品质上看，杨广也是一个心胸狭窄之徒，他上台不久，便杀了扶植他上台的关键人物杨素。他好诗，诗写得不怎么样，但绝不允许人超过他。文人王胄被杀时，杨广对王胄说：“庭草无人随意绿，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文人薛道衡被赐死时，杨广说：“还能‘空梁落燕泥’吗？”

所以说，杨广开大运河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个人私欲，隋朝兴也快，亡也快。但绝不是因为大运河本身，问题是运河怎么修、如何用。在这一点上，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灭掉隋朝，参观了隋炀帝的宫殿之后，也感叹地说，隋灭不是天意，是人祸。如果说对历史人物既要肯定，又要有否定的话，隋炀帝值得肯定就是修了大运河。后人怎样去批隋炀帝都不过分，但大运河是批不倒的。至于白居易那首颇具影响的运河诗中“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如烟朝多蓉。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柳’”所表达的思想，我认为，隋堤柳是一种象征，比喻隋朝的腐败，并非单指大运河。

开挖隋运河，史书上讲百万民工死亡十之四五，代价惨重，再加上隋末的动乱，所以，当时并未收到多大效益。运河带来的巨大效益，是唐代以后的事。柳孜镇出土的文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拿柳孜镇来说，唐代这里已经很繁荣了，到了宋代，这里又建起了在当时看来很具有规模的码头，可见，唐宋两代时期的柳孜镇人口众多，商贾如云。据清光绪《宿州志》载：前明柳孜为巨镇，有庙宇99座。濉溪县出土的历代塔碑上也有“大宋保静军临涣县柳孜镇”的字样。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上也可以看到，唐宋时期淮北市的版图上，只有两个地方名，一个是临涣，一个是柳孜。

现在，我市编写的有关资料一般认为，淮北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汉代之前，晋代之后衰落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尽管我市出土的大量高品位的汉画像中可以证实汉代之前的繁荣。但绝不能说在以后的朝代中淮北是落后的，这次柳孜出土的文物足以证明，唐宋两代，淮北市地区仍属发达地区。淮北的落后，是随着隋运河在淮北的消亡而开始的。宋末元初，流经商丘、砀山、萧县、徐州向东的黄河屡屡泛滥，黄河水漫入运河，久而久之，流经淮北市的这条古运河便不复存在，淮北地区变成了黄泛区，人烟渐渐稀少，以至于明朝从山西洪洞县的大移民，很大—部分进入淮北地区。

一枯一荣，一兴一衰，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古都西安、洛阳、开封等，从发展角度看，同在一百多年、几十年崛起的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只能属第三世界。但这些古都，却给我们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也是无价之宝。

隋唐大运河在历史上对淮北也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她不仅沟通了南北物质的交流，更重要的是沟通南北文化的大交流。她是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中转站”、“京派中原文化”有她铺奠的基石，相反中原官方、民间优秀文化也通过这条贯穿南北5000多里的文化大动脉（南到苏杭、北至燕京、西到秦地，东至沿海），向各地广为传播，从柳孜码头发掘的全国20多个瓷窑址的瓷器等更证实了这一点。

她历经了400多个春秋，也就有着400多年的历史功能、作用，她废于北宋末年，最后湮灭于元朝，其原因是多种的，但最主要的一条是南宋金人统治淮河以北，元朝蒙人统治全国后，其统治者祖上遗风以游牧为生，根本不懂农耕五谷、河流治理，—句话是另种生存方式、文化理念的不同，以至于使举世闻名的、功绩卓著的隋唐大运河无声无息的湮灭了。这是历史的悲剧，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S弯路。

隋运河柳孜码头的发现，无疑是历史给淮北人民的宝贵奉献。我们应当珍惜它、爱护它、研究它、发掘利用它。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孜隋运河遗址必将对淮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柳孜运河遗址中石砌构筑物的初步考察(方咸达)

柳孜古运河遗址中除出土了唐代沉船与大量瓷器外，尚发现一座石砌的构筑物建筑，当地群众称其为“码头”。经发掘该构筑物顶部平面已严重破坏，呈高低不平的凹坑状，故其与自然地面相对标高已不清晰。构筑物四周界限分明，座南北向，东西长14.3米，南北顶宽9米，北侧为正立面，存高5.05米。砌体沿河道轴走向而建，方向36度，经考察初步认定是一座古代货运码头。

由河床地层判定，该构筑物是建在原河道南岸，断面呈上宽下缩的梯形立方体。发掘证明，砌筑时先沿河堤坡面挖一个向水面延伸略大于砌体的地槽，斜度与堤坡相同。砌体建成后，将槽壁与砌体间空隙填土夯实。夯层0.25～0.27米（每步），夯窝径5厘米，深1～4厘米不等。在砌体南侧中端，发现一段长8米的一条向南北两端延伸的夯土斜沟，沟上口宽1.5米，底宽1.0米，坡为15度。按此推测，由地表至砌体底部，原长约20米左右。此夯土沟应与构筑物的建造有关，但是施工时滑运石料的通道还是加固地基所用，尚难界定。

构筑物砌体中石料均系石灰石，但大小，厚薄不一，形状各异，其中还杂有一定数量的汉代画像石，由此可见该工程所用石料，并非专门采制。砌筑手法为“碎里整边”式（填心），并石筍犬牙（支山、错缝），顺顶相交，再以粘土填实。该砌体实是一堵重力式挡土墙，北侧立面（迎水面）存高5.05米，厚1.5米左右，石灰浆铺筑方脚形基础高0.7米，下用碎石、黏土夯筑4～6步，深自75厘米至110厘米不等。砌体西端上部构筑方法与正立面相同，下部采用向内收缩砌法，高145厘米，向内分三次缩进55厘米。（东端未解剖）墙体高度随堤坡而变。目前残墙存高2米左右，基础筑法仍和正立面同。在砌体西侧地层中出土有唐代瓷器、沉船、“开元通宝”铜钱等，并发现该构筑物地基叠压在唐代文化层之上。此层中有大量废弃的木桩，多数在构筑物地基外侧。同时出土四方讹角形石望柱一根，柱脚留有铁铸基础，柱头做圆式莲花状，柱身一侧寻仗位有卯眼。由此可知现存的码头，是在唐以后所建。柳孜是隋唐宋时期大运河岸边的重镇，当地俗称柳江口，这次发现的石砌构筑物是否就是柳江口码头?还是桥墩?据现有发掘材料看，难以判定。下面仅从建筑角度作些剖析：

该构筑物在构造特征上，前文提及它属于重力式挡土墙结构，并且采用被动式土压力法。此种结构用于临水处，其构思的合理性，在今天的建筑活动中仍是常法。砌筑技法，选用支山，错缝、卧砌石料等，均是北宋前期砖石建筑所不及。不用桩基，代以夯土地基承重，又超越出宋营造法式的水准。但砌筑用浆，碎里整边筑法仍沿旧制。综上分析，将其断定为宋代建筑遗构，较是可信。

唐宋之时，柳孜已成为军事重镇，时有征战之灾，毁掉某些建筑应是情理。虽难以勾沉原委，但从该构筑物营造时选石杂乱，结构技法大胆等特点看，似乎有军工之作的斑迹。

古运河在柳孜处，河面宽达40米左右，地面上仍有痕迹可寻。建造此类跨度的石拱桥，古无可能。而采用多跨技术古已有之。然而由目前所见到的砌体看，当不是石桥之墩。其一，体量之大，未见古例，且无拱趾砌筑痕迹。其二，发掘中不见一件拱体石、压栏、栏杆等石桥中必用之构件。此类构筑物型体与《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桥墩似有相像之状，这便引来一些揣测。笔者以为这种可能实不成立。虹桥型制不见实物，由张择端画中所见，当是木拱结构，木拱在宋代古塔结构确有使用，例浙江温州飞雄塔，就用木拱制作塔顶。但此拱属木制作斜拱，，其受力特征与虹桥中木制拱体非然。后者拱体实是一种无下弦的桁架，这就需要解决拱体中，木梁之间的节点强度与刚度问题，按古代技术难以做到。宋营造法式中有专谈石拱桥营造之法，而不涉及木制虹桥结构，由此可推定虹桥结构并不成功，它可能是种临时性的水面工程。柳江口如古有虹桥，应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工程，必然要施工精良选料考究，而这与现存遗物不合，同时在遗址清理中未见木构件遗物的大量遗存。

柳孜的运河文化丰厚灿烂，后人在劳作中常能见瓷、船等文物。关于码头的石砌体，据说遗址北侧亦见到多处。但由于目前发掘面积有限，还不能揭示其全部内涵。建议能继续进行发掘，以构寻觅沉出更多的历史信息来。

隋唐大运河湮塞年代考(王红五)

安徽淮北柳孜考古发掘,曾出土许多金代烈山窑瓷器。8#探方所出一号灰坑中的磁州彭城窑“仁和馆”款四系瓶，系元代作品。继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发掘之后，宿州市于2006年，与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抢救性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笔者多次亲临现场,观看了地层剖面，及发掘出的遗存。宿州市城区该两处考古现场，出土的大运河瓷，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窑系、钧窑系作品。也就是说，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元时期，隋唐大运河在“衰败期”的运行轨迹。那么，我们怎么从典籍中进一步考证呢？

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以往有两种版本。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决黄河泛滥说。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这种说法引证了“宋金对峙，宋室南迁，漕运断绝”，和楼钥《北行日录》的史料。以为，运河被宋王朝废弃后，自然逐渐湮塞。持这一观点的人，有的是想当然，有的是人云亦云，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进行认真的考证，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货志》、人物传记；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时，他们把运河的功能，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认为漕运断绝，运河即废，废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复通，本不是难事。通济渠至宋，已成地上悬渠，决堤放水乃尽，即可“车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开启洛阳的梁公堰注水，即可复航。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于河南阳武决口，“夺泗入淮，夺淮入海”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阳武（今原阳县）决口，夺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故称该时期以后，为“河运同槽”。即泄洪排涝，与水运同走一条水路。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承认了除漕“运”外，还有东、西水“运”，仍在使用隋唐大运河。但他们忽略了“河运分槽”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时，屡次改造山阳渎、刊沟，千方百计地让“大运河”避开黄河水险时所采取的措施。

黄河水，善淤、善决、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来则决，去则淤，是难驭的烈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运的希翼下，聪慧的先人，是绝对不会放弃“河运分槽”，而想当然地选用“河运同槽”之险途。金元时期的隋唐大运河，虽河道涩浅，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仅商旅使用，运量相对较小，又可避“河险”，安全系数高，是相适应的。

以上两种版本，我认为均失之偏颇。因此，我倾向于应有第三种版本：那就是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黄河大改道，导致通济渠改走“北线”说。这一观点的论据，见于《宿州志》“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进入元朝，黄河水患更加肆虐，据《元史纪事本末》载：1288年至1325年间，黄河较大的决口和漫溢多达八次，1325年开封漫溢，七月阳武决口。《元史·河渠志二·黄河》中，亦有较多记载。

邹逸麟先生《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间（1324—1328年），黄河水患发生变化，特点是由原来的决南岸，河南徙；改为决北岸，河北徙。结合《宿州志》的记载，我认为：由于黄河北徙，“夺泗入淮”时所走的泗水（开封经徐州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1325年），已成黄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线”淤淀年久，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北线”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线”自然接替了“南线”，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这就是《宿州志》中所记的：“元泰定初，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废，汴水湮塞、甬桥亦废。”

其实，隋唐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一个过程，在尝试了鸿沟、刊沟、灵渠、漕渠等人工运河以后，又经历了秦、两汉、魏、晋的经济发展与积累，隋炀帝顺应自然规律，依据我国地理的自然走向，利用丰沛的黄河水源，开凿了东西大运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资金投入，开辟了最短的运河路线，应是大运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运河，经历了发展期、鼎盛期，在运行了500年后，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漕运功能丧失，遂被朝廷废弃，但由于东、西交流，商贸、旅通、军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最后，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东、西交流的重担，自然转让给了通济渠北线的黄河故道。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在自然中成长的，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义，失去财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规中沉浮，并被新陈代谢。这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是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大运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东、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为人工运河的“通济渠”便寿终正寝了。尽管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记载：灵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间，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但支离破碎的肢体，已不附“大运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阅尽《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历史，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北水南调”工程！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大致可以归纳为：

（1）在黄河下游，由黄河泛滥、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构，汴渠，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汴渠在隋唐时是受黄河三分之水，至宋，漕运之量已三倍于唐末，为保漕运，枯水期的全部、丰水期的大部分黄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运，因此说，黄河之水主流，是南归东海的。除洪水期外，北去山东、河北的黄河下游，因水量减少，流速放缓，而淤淀加剧，河床渐渐升高，加之祖国大陆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黄河之水南入淮河、入东海，落差大，流速快，渐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洪枯比加剧。由于唐以来，较重视南岸堤防加固，入宋以后，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便频频决口、漫溢，为遏制黄泛，加速泄黄，减缓下游的洪水压力，宋时在汴渠实施“木岸狭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过激流冲河，减少疏浚用工，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时也可改善大运河的航运能力。

（3）北宋末、金初，宋金拉锯战期间，金人任黄水南犯，浸漫南宋领土，南岸堤防频溃。南北对峙，以淮河为界后，金朝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夺濉入淮、夺涡入淮、夺颖入淮中。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当黄河的南溃，由最低处的夺泗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的最高处，“夺颖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现夺泗入淮。黄河的决口，仍回到了开封之东,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最低处）。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共同担纲黄河入淮、入东海的泄洪重任，长达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