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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云蒙，乃我小凌河全程游历之第一憾事也，心中郁闷几日不散。
眼下，机遇终于重来——平顶山就在我前面，它以北方大山所特有的雄峻和粗犷崛起于柏山山脉中段，海拔926米，以“一秀压群芳”的绝对优势统领方圆几十里大小山峰，比锦西境内的大虹螺山还高出一百多米呢。
明日登山，今夜只好借宿平顶山下的一个小村。该村名曰“谢杖子”，归属北四家子乡管辖。一弯清淡的小溪擦村而过，涓涓南流注入小凌河。我尤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山掖谷藏、仅有百十户人家的荒僻小村，竟是赫赫然市一级的文明村。一方大红牌匾悬挂于村政府门口，熠熠闪光。饭后，我与村党支部书记赵学武闲唠起来。
1970年，这个村还是吃国家返销粮的“困难户”，人均收入才四十多元。1971年，村里在平顶山的郝松沟开了一个年产五吨的石棉矿，每年可收入近10万元，效益可观，于是，集体和个人一下子变得财大气粗了。去年，全村人均收入已达到350元，创这个村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腰里有了闲钱，农民们就想着享受，—台又一台的电视机纷纷摆到了农家的箱盖上。村里还订了一个制度：谁家买一台电视机，将由集体补贴二百元。这个富有刺激性的政策，很受农民欢迎。现在这个村平均不到三户就有一台电视机，这个普及率在周围十里八村是绝无仅有的。此外，村里还和驻扎在平顶山上的部队搞起了“农民共建”活动，军帮民，民帮军，军民鱼水情谊深。为了让农民能够有时有晌地欢乐欢乐，村里还购置了戏装，成立了农民自己的“歌舞团”，逢年过节，唱大戏，踩高跷，扭秧歌，其乐融融。提起过年，这个村子还保留一个传统的习惯：大年初一大清早，村东头的那口大钟就当当地锤响了，听到钟声，全村的人都赶来聚在钟下，互相道喜、拜年，小伙子们相互拍拍肩膀，姑娘媳妇们相互拉拉手，人人脸上都挂着笑；然后，人们散去，各自行事。
唠完嗑，赵书记打开那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可惜，这里山高信号弱，只能收看辽宁电视台的节目，于是，我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舒舒服服地看了一集电视连续剧《黄兴》。
第二天一早，我早早等在村头的路口，运气不错，山上部队的一台拉运沙石的卡车载上了我。
上山的“公路”是部队自己开出来的，从山脚一直缠绕到山顶。远看，高峭的平顶山就像用绳子给五花大绑起来一样。卡车开始爬山了。公路又窄又陡，仿佛是《红绸舞》演员手里那条红绸子，飘忽起伏，迂回跌宕，一个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接踵而来。卡车忽而“撞”向山岩，又忽而“滑”向峭壁，有几次车轮几乎是贴着悬崖的边缘辗过去，令人心惊肉跳。
山下的房舍变得越来越小了，如同粒粒棋子；谢杖子村那密匝匝的电视天线，远看，就像落来一群黑色的蜻蜓，给这秋后萧杀的塞外山野点厾了颇有生气的一抹……公路越来越陡了，忽然，卡车的速度倏然慢下来，引擎发出了怪声的吼叫，像一个气喘病人临终前声嘶力竭的呻吟。我的心本能地紧缩了，下意识瞥一眼脚下的深渊，顿时感到头晕目眩，手脚冰凉。我后悔起来，真不该搭乘这卡车，假如司机稍一疏忽，我恐怕就得到酆都城里去报户口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终于，爬上了那段该死的陡坡，卡车的叫声也恢复了正常。我这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浑身已是冷汗淋淋了。
哦，到山顶了。一股清凉的山风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赶紧裹了裹领口。我看看手表，好家伙，7公里的路程卡车足足爬了半个点儿。
登上山顶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风大。刚才在山下还是风不摇梢，可这里起码刮着五级以上的大风。巨大的气流无遮无挡地模扫着山顶，我只觉两耳边呜呜作响。
向导——一个和我一样干瘦的小伙子风趣地告诉我：“这里一年才刮两次风，可一次就刮半年。”
我笑了笑。
他接着说，这山上有“两大一多”，即风大、雾大、雨多。尤其在冬天，北风尖利得像刀子，直刺肌肤，你躲都没地方躲；如果下起大雾，那就更糟，几步之外不见人，上山下山要格外小心，否则，一失足便成千古鬼。
接待我们的是驻山部队一位四川籍的干部，叫汪文武，32岁。他介绍说，原来这山顶是尖尖的，部队上山前用炮崩去了山头，才平出了一块开阔地，盖成这座四层的办公大楼。至于战士们守山的艰辛，就更不用说了。初来时，战士们在山顶搭起一间砖木结构的厨房，谁知，第二天清早一看，厨房早已不翼而飞——被肆虐的狂风扯烂远远地掀到崖下。山上的供给全靠汽车，有时下雨下雪，汽车不能下山，战士们就吃不上新鲜蔬菜，上顿下顿啃咸菜。
在这里，我还听到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谷荣田，曾是这里的老首长，几十年来转战东北各地山区，为国防事业孜孜不倦地贡献着。他先后五次荣立三等功。然而，我们来晚了一步，几个月前，他劳累成积，因病去世，终年才40岁。沈阳部队空军司令员曹双明、政委刘存信签发命令：为某通讯营长谷荣田追记二等功；沈空党委作出决定：在全区部队开展向谷荣田学习的活动。《空军报》发表了长篇通讯介绍了谷荣田及妻子任淑芹的事迹，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从这篇通讯上转录下面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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