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邢台南关与布袋院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辛亥（1251）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刘秉忠与张文谦同为邢州人，他们一起向忽必烈建议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未出数月，邢州得以大治，”“流亡复归”，户增十倍（《元史》卷157《张文谦传》）。此时还修好了通往南关的大石桥，元好问还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邢台南关石桥的修复，不仅仅为商业发展、南关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元军南下打通了交通便利。

我个人认为，邢州人口的短时间大量增加，户增十倍道是真实，但并不全是“流亡复归”，而这个户增十倍也成为邢台南关发展的基础。每一个老邢台人都知道，南关是有大回族居住，而大量的南关地名又与回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如马市街，牛市街，羊市街。当然南关的地名也反映出浓厚的商贾文化，如靛市街，驴、马、牛、羊市街等。并且在这个聚居区内还有两个大的清真寺院。从反映出的问题可以分析出，共性的特点是与回族文化有关系。

邢台移居了大量的回族聚居人的形成有三种来源，一是政策性的迁移，二是商业来往的形成，三是军事占领后的留居。

从历史上看，经历“邢州大治”后，蒙古迁来大量的移民于邢州，又因为邢台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开元寺的设立，使邢台很快得以高速的发展，蒙古国的统治影响着邢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早就羡慕中原地区的各种物资与产品，从而促进两地的商业交往，促进了中原地区商文化和农业的发展；元代的商人既有本地的坐商摊贩，也有不少来自西域的回回商和蒙古商经商，从蒙古来到邢州的回族商人享有特权，他们不应差役、不拿商税、不受河闸关卡之限。蒙古贵族、汉族官僚与寺院僧侣不是“开张店铺作大买卖”，就是凭借权势专营盐、酒之利。这些富贾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经营范围逐渐扩大，辐射力越来越强，终于在明清时期成为邢台“好南关”。

到了明清时期，邢台（顺德府）的集市与各地的集市设立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多在四门之外。谓之“四关”，而邢台顺德府的南关“为九省冠盖通行之路，百产菁华聚会之区，焰火万家，客商辐凑，畿南重镇，天府娩雄”。“阛阓列廛，四民杂处，方以类聚，好尚不一”，行商作贾尤为集中，这里不仅店铺林立，买卖兴隆，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货杂陈、珠宝玉器、绫罗绸缎、生活用品、各地特产应有尽有，而且有相沿已久颇具规模的牛市、羊市、马市、靛市、肉市、棉花市与药材行、皮货行、南货行、粮行及布庄、茶庄等。晋冀鲁豫乃至武汉、天津码头的商界无人不知顺德府南关是经商宝地。故有“顺德府好南关”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