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大江报:昭通文学的回顾与展望

昭通文学的回顾与展望(上)

昭通是一部深邃隽永的典籍，是一轴翰墨馨香的长卷。这位于乌蒙大山深处的昭通，因为朱提银、威信扎西会议、大山包黑颈鹤、小草坝天麻、大关黄连河瀑布以及护国名将张开儒、云南王龙云、军事家罗炳辉、国学大师姜亮夫、天文学家陈一得、中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张亚平、摄影大师吴家林等闻名于世。而在上世纪末以来，“昭通作家群”与“昭通文学现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书写了新的光荣与梦想的同时，也见证了新中国以来我国地域性文学群体及广大作家的艰辛文学追梦之旅，充分展示了昭通作家群在新时代下的创作理想……

一、 熏陶：朱提文化背景下的“其民好学”

位于滇东北的昭通历史悠久，早在10万年前人类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夷道”后，成为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历史上的昭通一度商贾云集，成为“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重要通道和云贵川三省的物资集散地。境内乌蒙磅礴，金沙浪拍，山川俊秀，为我国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起过重要作用。

“朱提”一名最早出现于西汉，系彝语地名音译，是昭通古时称谓。朱提文化上承滇文化，下接南诏大理文化，为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从公元前135年设县至公元630年设置通州，其间虽有郡县建制变化，但“朱提”之名未变，共存在760多年历史。其间汉晋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灿烂的朱提文化特别是白铜的发明、闻名全国的朱提银、儒学的兴起和传播，表明朱提地区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朱提银”在全国的深远影响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古滇文化等诸多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独领风骚的代表“云南多元文化的缩影”的朱提文化。产于朱提山的“朱提银”唐朝以来成为白银的代名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赠崔官立之》诗中有“我有双饮盏，其银出朱提”的句子，在明清提到“朱提银”的笔记小说更是比比皆是。据《华阳国志》载：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朱提学子外出游学，取长补短，汉文化典籍及典仪、礼俗、服饰及生活习俗的浸染，使之呈现多元的民族文化内涵。民国时期的昭通一度成为云贵川三省边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时有“小昆明”之美誉。昭通是1935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红军长征途经的地方，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现代著名作家艾芜从四川经昭通进入云南,写下传世佳作《南行记》。昭通诗人傅泽刚的诗《高高的滇东北》则注解了昭通的地理人文特征：鸡鸣三省/脚踏四方/西南中国的壮丽山川/游龙一样合拢于此/随便吼一句山歌/都是云贵川的味道。尽管后来由于交通闭塞和地域条件限制等原因成为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但也使昭通成了云南中原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崇尚读书、崇尚文化的传统也在这里一脉相承。杜宇传播先进的农耕文明演绎出“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千古绝唱，滇中瑰宝汉孟孝琚碑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之美誉，融佛儒道三教为一体的威信观斗山石雕群被称为“天下绝”。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为昭通文化产业的开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和潜力，也是昭通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昭通这块土地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崛起作家群，形成文学现象，被人们誉为“云南当代文学的重镇”不是偶然的，是昭通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的闪现，是昭通的作家们弘扬传统、开拓创新的结果，也是昭通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坚持发展先进文化、发展文化产业、重视文学创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二、雏形：昭通师专与“昭通作家群”

文学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最丰富、最绚丽、最变幻不居的风景，昭通这块热土上磅礴乌蒙的群山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文学。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昭通文学主体，主要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诗词。从有正式记载的魏晋时期的《行人歌》，到民国期间涌现出了魏定一、谢文翘、肖瑞麟、邓子琴、张希鲁等一大批优秀诗人及诗作。1949年到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昭通的文学创作一直处于“散兵游勇”状态，在《诗刊》、《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云南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仅有巧家县的淡墨、邹长铭、向吉星，绥江县的李兴禄，彝良县的李厚昌、杨忠伦，永善县的龙志毅、廖天云，威信县的麦芒，水富县的贾书伟等屈指可数的几十个人。他们大多是自学成为当地的“作家”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时期昭通人发表的作品不多，佳作也很少，但带动了不少文学爱好者。进入80年代后，随着傅泽刚、李骞、潘灵、胡性能、雷平阳、陈衍强、张仲全、杨昭创办昭通诗人协会，夏天敏、宋家宏、傅泽刚、蒋仲文、铁云峰创办荒原诗社，铁云峰、陈剑宁、曹先林创办山之声文学社；随着夏天敏、宋家宏、傅泽刚、蒋仲文、铁云峰创办的《荒原》诗报，铁云峰、陈剑宁、曹先林创办的《山之声》文学报，雷平阳、冉旗、陈衍强、陶永平、陶永标创办的《大家》诗报，雷平阳、何小坤创办的《山里人》诗歌杂志在云南文坛产生一定影响，使昭通诗歌创作极为活跃，省内外报刊频频发表昭通诗人作品，激发了不少年轻人特别是大中专学生的文学梦。

“昭通作家群”雏形的形成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的昭通师专活跃的校园文化密不可分。昭通师专的教师除致力于教学、科研外，还创作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对昭通师专乃至昭通地区的文学活动起到积极的参与示范作用。昭通师专云集了曾令云、陈孝宁、杨家柱、周天忠、宋家宏、黄玲、胡性能、傅泽刚、李鸽、李骞、杨昭、刘廉昌、吕崇龄、吴开有等一大批知名作家学者，其中大部分曾任教中文系。“野草”、“茂林”、“拓荒”、“秋雁”、“红湖”、“星火”、“家园”等十余个学生社团活跃在校园里，张广森主编的《野草》、刘虎林主编的《茂林》、庄晓光主编的《灵光报》、艾自由主编的《师苑》、陈永华主编的《守望者》、何昌府主编的《自留地》、陆开宏主编的《拓荒》、范雪主编的《耕耘》成为昭通师专生生不息的独特风景，在云南省大中专院校中很有名气，其中1995年创刊的《守望者》还跻身“全国百佳民间文学报刊”之列。1999年云南省作家协会首期签约的23名作家中有8名是昭通作家，其中从昭通师专走出的就有雷平阳、樊忠慰、李骞、胡性能、黄玲5名，另外3名是夏天敏、刘广雄、潘灵。在省作协实行“聘任制作家”签约过程中所汇聚的这一批昭通籍作家，变签约的压力为动力，不断拿出力作冲击文坛。这一制度实行以来，对“昭通作家群”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这一时期昭通逐渐形成了一股“文学热潮”。昭通报社、昭通电视台、昭通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县编辑的县报、县台等主流媒体办的文艺栏目各有特色。《昭通报》副刊“砚池”栏目1996年获中国地市报名栏目创办奖，李云飞获优秀编辑奖。许多学校、工厂、单位都办有报纸或杂志，作者从学生、工人、干部到农民，各种层次都有，真可谓“全民创作”。正是在这种“全民”喜欢文学、喜爱创作的良好氛围中，昭通迎来了报刊杂志发展史的黄金时代，有近80种自办报刊杂志活跃于昭通文学爱好者之间，成为他们煮酒论文学的沃土。除昭通师专校园内兴起活跃的文学社团和办刊热潮外，昭通地区最为核心的文学期刊是文联主办、杨力主编的《千顷池》，遥相呼应的还有昭通地区文化局艺研室、昭通地区剧协主办、蒋仲文、刘运枯主编的《昭通小戏报》，昭通南星文学社主办、艾焱主编的《南星文学》，昭通农校尹默、沈沉主编的《星星河》、《荒火》，镇雄师范学校主办、尹马主编的《骑手》，镇雄一中主办、王军主编的《红枫》，镇雄母享中学主办、赵高虎主编的《茶花林》，镇雄乌蒙文学社主办、杜美主编的《乌蒙青年报》，鲁甸一中红土文学社主办、阮殿文主编的《红土地》，鲁甸县第一小学主办、李兴德主编的《起点》，绥江县文化馆主办、朱冬才、张志高主编的《绥江群众文艺》，昭通市毛纺厂工会团委主办、刘光华主编的《毛纺织厂报》，昭通烟草分公司、昭通卷烟厂主办，胡朝芳、范荣春主编的《昭通烟草报》，水富云天化厂主办、刘成俊主编的《云天化报》，水富县文化馆主办、刘家寿主编的《水富文艺》，威信县经协办、文化馆主办、李盛江主编的《新扎西》，威信县麻园水泥厂主办、孙凯主编的《麻园水泥报》，威信县旧城镇党委政府主办、艾自由主编的《旧城通讯》，昭通市洒渔乡教办、乐居乡教办主办，吕翼主编的《洒渔教育》、《洒渔河》、《乡村教育》，昭通市大山包乡教办、黑颈鹤文学社主办、沈洋主编的《山风》，昭通市炎山中学主办、刘兴德主编的《山味》，昭通市靖安乡政府主办、王昭荣主编的《方寸天地》，昭通市苏家院乡党委主办、范雪主编的《春潮》等一大批报刊。这些报刊杂志，不论是文联、大中专院校、文学社主办，还是机关单位、企业、乡镇主办，大多是自筹资金、免费赠阅，刊登了不少具有昭通特色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爱好者。作为这一文学热潮中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上述民间报刊此起彼伏，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质量越办越高的艰辛历程至今仍历历在目！正像当年《荒原》诗报一首诗中写的那样：我们是渺小的／但我们追求崇高／历史将记载我们的努力与辛劳。难怪时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的黄尧在“云南省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上感慨地说，昭通市大中专院校连同高中在校学生，为数不多，但却有数十个上百个自发的文学社团，学生们将可供他们生活的饭票收起来办自己的诗刊和小报，此情景在全国十分罕见而在此地却十分常见。

“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成为昭通市的一张靓丽名片。而昭通师专无疑是诞生“昭通作家群”的主阵地，是管窥“昭通文学现象”最突出的窗口，一批昭通作家在昭通师专的校园里成长起来。昭通师专的文学社团活动，师专同仁在创作、理论方面所起的示范促进作用，谱写了昭通文学交响曲的动人乐章。从昭通师专走向文坛的知名作家及文学新秀至少可以列出曾令云、陈孝宁、周天忠、吕崇龄、刘廉昌、宋家宏、黄玲、傅泽刚、李骞、胡性能、杨昭、樊忠慰、雷平阳、孙世祥、宋兴菊、钟文惠、陈剑宁、沈洋、申江、任继敏、李兰、黄凤玲、邓清海、胡红、陈永华、吴晓湖、刘兴德、陈允琪、曾焱、汪天慧、施华燕、蔡发玉、汪舒、李强、许剑、温刚、梁广、杨云松、贺燕、黄静、道瑛、洪永生、孙选江、张静、温州、周富强、杨琼、徐兴正、李新文、王孝林、罗昌华、牟泽雄、艾自由、何智慧、郭云青、陈正彪、铁发平、陈正勇、何晓坤、胡安军、周瑨、冯江涛、肖昆云、李永态、安定咏、陈泽虎、刘虎林、杨帆、王骥、余小芹、刘邦铭、廖富银、范雪、郑洪文、赵应彪、詹本林等一大串名单，占了“昭通作家群”的半壁江山。

三、崛起：“昭通文学现象与作家群研讨会”与“云南省昭通作家创作研讨会”

按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们公认的标准和分析，“作家群”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一群作家在近似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被近似的甚至同一地域的文化打上烙印。他们通过相互激励，共同进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群体。地域性文学群体的出现往往为这一地区带来时代的文明高度和文化影响力，尤其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令人瞩目。如宁夏的青年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陕西的商洛作家群、广西的桂西北作家群，这些地域不仅是作家们各自的起点，更是他们的“文学故乡”。昭通市属全国18个贫困片区之一的乌蒙山贫困片区，是云南省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全市11个县区中有10个县区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作为一个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作者群体，“昭通作家群”主要指的是现在在昆明和昭通两地的一群昭通籍的文学写作者，他们文学创作的相对丰收与他们文学发生地经济的相对落后，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昭通文学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逐步崛起并形成了一个默默耕耘、勤奋创作的作家群体，他们植根于昭通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坚持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昭通作家近年来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大家》、《解放军文艺》、《诗刊》、《星星》、《散文》、《啄木鸟》、《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数十种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数百万字，并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国中篇小说精选》、《小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名作欣赏》、《作品与争鸣》、《读者》、《青年文摘》等全国著名选刊多次转载，产生了如《好大一对羊》等大批创作题材和手法多元化、关注弱势群体、具有强烈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艺术精品。2001年至今，夏天敏在全国重量级刊物《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就发表中篇30余部。其中，吕翼仅2004年一年就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11篇。这些年来，昭通作家出版了100多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个人作品专集。一些作品荣获了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戏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金盾文学奖、梁斌文学奖、鲲鹏文学奖、路遥青年文学奖、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云南杂文奖、边疆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一些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涌现出了曾令云、夏天敏、雷平阳、樊忠慰、宋家宏、李骞、潘灵、杨昭、蒋仲文、邹长铭、麦芒、贾薇、陈衍强、吕翼、刘平勇、黄代本、朱镛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引领了一大批昭通本土文学爱好者，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昭通文学现象”，引起了国内文学界的强烈关注。

昭通作家不错，这在云南文学界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进入21世纪初的昭通文学是幸运的，也是辉煌的。两次高规格的研讨会标志着“昭通作家群”的崛起，随后“昭通文学现象”很快成为中国文坛和评论界探讨和解析的文学热点。

2002年10月13日至21日，由云南省作家协会、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共昭通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分别在昭通和昆明两地举行，对昭通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群进行专门的研讨，这在云南省的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不仅有云南省的各级领导和知名作家、评论家，还有来自《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十月》、《当代》等全国名牌报刊杂志的编辑家们。他们说，昭通文学现象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现象，在昭通作家的作品中，饱含着对文学纯洁性和神圣性的向往和维护，同时这种现象也展示了一种成功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生产方式，有数以千计的文学爱好者以文字激活心灵，在文学潮起潮落的20多年时间里，拒绝时尚化的诱惑，坚持挖掘本土文化的积淀，坚持为现实为人民歌咏吟唱，这种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用热血和苦难谱写的历史，往往更能震古烁今，昭通的山水蕴藏着丰厚的文学矿藏，昭通作家的作品不仅在云南文坛，也在全国文坛引起关注。他们用赤子之心拥抱时代，拥抱生活，把脉管里真实的血蒸发奉献给读者，用自己的作品捍卫和守护着文学的品格和自尊。”这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著名作家李存葆为祝贺这次研讨会召开发来的贺信，他给予了昭通作家们名符其实的肯定。黄尧始终关注和关心着“昭通作家群”的成长，他认为“昭通文学现象”的形成，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它是与昭通雄浑深厚、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积淀熏染，与一批又一批的昭通作家们顽强拼搏、相互勉励、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与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昭通文学现象就是在一个地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现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种“文学表述方式”。由于2002年10月下旬至12月《云南日报》以《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举行》、《共铸明天的辉煌——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为题进行系列报道，《人民日报》以《“我对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会侧记》为题、《瞭望》以《文坛崛起昭通作家群》为题、《民族文学》以《“昭通文学现象及作家群研讨论会”在昭通、昆明两地举行》为题纷纷予以宣传报道，很快“昭通作家群”和“昭通文学现象”两个词就走出云南风靡中国文坛，并在不同场合被各界人士津津有味地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