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与俄罗斯文学结缘一生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白了少年头，六十有六，早已退休。

回想上高中的岁月，刚开始学俄语，舌尖颤音“р”怎么也发不出来，光练“打嘟噜”练了一个多月，心里想：这门难学的俄语实在折磨人！那时侯，我最喜欢语文、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也暗自练习写诗。考大学的时候，报的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真没有料到，中文系没有录取，偏把我分到了外文系俄语专业。那个年月不允许转系，只好硬着头皮啃外语，舌头不利索，还得打嘟噜，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命运。

人和专业的关系有点儿像婚姻。专业理想，那是经过恋爱然后结婚。专业不理想还得学，犹如包办婚姻，没有感情，也得一块儿过日子。包办婚姻又可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日子平淡，相互冷淡，将就凑合；一种难以容忍，只好分手；还有一种情况，像李双双的丈夫喜旺说的：“先结婚，后恋爱。”逐渐培养感情。我跟俄语的关系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感谢大学的俄语老师，他们很多人都曾留学苏联，没出国的，也多是研究生毕业，不仅语音语调地道，学养丰厚，根基扎实，而且对学生关心爱护，谆谆善诱，不断鼓励，因而使我们这些学生对俄语、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逐渐提高了认识，培养了兴趣。

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先后教过俄语基础课、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诗歌选读等课程，在老教师的帮助和扶持下，逐渐熟悉业务，业余时间也开始尝试翻译文学作品。后来有机会到俄罗斯进修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格外珍贵。置身俄语环境当中，听力和会话能力有所长进，更为难得的是，亲眼目睹了俄罗斯人的生活习俗，进一步了解了俄罗斯的风土人情，对于理解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大有裨益。

我发现俄罗斯人对他们的文化传统高度重视，极为珍惜。在圣彼得堡（当时还叫列宁格勒），在莫斯科，有很多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名人故居，有很多文学家、艺术家的纪念碑、雕像，街道上随处可见白色大理石制作的纪念牌，上面写着某位诗人、作家、画家或音乐家何年何月在此出生或在此居住。很多人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前经常摆放着一束束石竹花。

我翻译过克雷洛夫寓言，在彼得堡夏园瞻仰了这位智慧长者的雕像，雕像基座上许多动物浮雕栩栩如生。我翻译过普希金抒情诗，有机会参观彼得堡市郊的皇村中学，自称“苦行僧”的诗人曾在这里的斗室凝神构思，创作诗篇，旁边的夏宫园林有他流连漫步留下的足迹。我去过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诗人流放北方，曾在那里困居三年。我去过小黑河，那是诗人当年决斗的地方，四周的一草一木都诉说着悲凉。记得1989年6月6日我去莫依卡运河街拜谒诗人故居，那一天正是普希金的诞辰纪念日，庭院里诗人纪念碑四周堆满了鲜花，点燃了数不清的蜡烛，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高声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此情此景，至今如在目前。

我发现俄罗斯人喜欢读书、买书、藏书。我的导师格尔曼·瓦西里耶维奇·菲里帕夫先生家里四壁皆书。我认识汉学家孟列夫先生，几次去他家做客，发现他的藏书比菲里帕夫先生还要多。有一次孟列夫先生带我去已故汉学家彼得罗夫家里，帮助女主人整理和清点彼得罗夫跟中国友人的书信，让我惊讶的是，那二三百封中文书信大多出自我国一流作家、诗人、学者、教授之手。孟列夫先生告诉我，彼得罗夫先生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捐献给大学东方系的图书多达两万余册。不仅知识分子、学者、教授喜欢读书、藏书，许多普通职员、工人、年轻的学生也都爱读书，买书。因此，经典名著多次再版，而且每次印数都很多，以普希金的三卷集为例，第一次印数为25万册，第二次印数高达325万册，第三次（1985年）竟达到了惊人的1070万册。1988年出版的《丘特切夫诗选》，印数50万册，《费特诗选》，印数30万册。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印数10万册。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它生动地表现了俄罗斯人热爱读书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