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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浮世绘，美国造 2008-01-31 12:26:10 大中小 标签：文化日本艺术 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不是纯粹的自发学术研究成果，而是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受美国政府和军方委托，为美国在战后占领日本所采取政策提供依据的一份研究报告。
这是一份典型的用美国式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报告，同时也开创了一种实证主义者们不能接受的研究方法。
1946年，这本书面世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但对于当时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当局来说，这份报告几乎完美地回答了一些对美国政府和军方来说最敏感的问题。而今天看来，报告最令人瞩目的一点就是对日本未来的展望：“日本……将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有声誉的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
小标题：捉摸不透的“敌人”
与当时战场上的大多数美国士兵的感觉一样，《菊与刀》说：“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
这种“琢磨不透”表面上表现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而之所以“琢磨不透”，本尼迪克特认为根源在于美日文化的差距：“其行动和思维习惯竟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我们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样，作战的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而又充分武装和经过训练的民族”。
由于当时美日正在交战，本尼迪克特不能到日本进行观察和研究，她只能凭借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写的游记、书籍、日本文学作品及电影来进行她的研究。本尼迪克特认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的。”
不能忽略的是本尼迪克特写作《菊与刀》的年代。当时的美国和日本除了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进行一场文化的较量。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心平气和的认真学术研究，是需要某种道德上的勇气的。
即便到现在，各种文化沙文主义还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横行，当年更是这样。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美国人的心目中，军国主义的日本甚至不是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只是一群不开化的黄皮猴子——根本就不是人，更不是能够和美国人抗衡的人。
从基督教文明观念出发，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海量资料的分析，解读出了日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不同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所谓“耻文化”。她提出，和基督教教义拥有的“罪”意识相比，日本文化更加重视的是“耻”，这是因为日本的神道没有一个单一至上的神，所以行为的检验标准并没有办法用一个观点来衡量，只能看其是否符合社会或所处环境的主流观点，有没有“耻辱”而来调整其行动。
用这个结论，基督教世界的人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解释日本文化的行动和思维方式，也能够解除他们对于日本人并不信奉基督教而同样能拥有惊人的团队意识和进取精神并取得了不亚于他们的成就这一个最大的疑惑——在他们原来的固有文化沙文主义思维方式中，“异教徒”是做不到，也不应该做到这一点的。
就像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各国之间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彼此误解。有时，纠纷仅仅是细微的毫厘之差，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在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异常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侈谈共同的目标。”
她不无遗憾地抱怨：“我们根本不找机会去了解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并非必然是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
小标题：经典——非经典
刚开始，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菊与刀》还是很不屑于一顾的。他们认为这种流于琐碎的事实列举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无法总结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
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日本学者企图对本尼迪克特的事实进行不同的读解来证明本尼迪克特的谬误。有趣的是，随着这种企图的深入，企图者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时候日本人才算了解了这种研究方法。日本人的思维是很实用主义的，了解以后，立即就将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方法投入了实际应用。战后日本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和现在对北朝鲜的研究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用武之地。
近年来《菊与刀》在日本的再度走红，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菊与刀》被介绍到中国引起轰动从而促使直接当事人的日本再度审视之外，北朝鲜问题的突出也逼迫日本人使用这种“文化远距研究法”来研究北朝鲜问题。
但无论当初是同意还是反对本尼迪克特，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都接受了本尼迪克关于日本文化中存在与基督教文化中的“罪文化”相对应的“耻文化”这一观点，认为这是“日本人观察的绝对盲点”，日本人自己无法推导出来。因为这能够解释日本文化中安分守己，团队精神，不爱冒尖，反对竞争这些在日本文化中很外在醒目的东西。
当然对于
“耻文化”的好坏则见仁见智，因为文化本来就无分好坏，所谓好坏只是相对于基于这种文化而产生的结果而言。在一种时间和场合下被确认为“坏”的结果，在另一个时间和场合却有可能被认为是“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本人重视精神力量、使用调整手段及克制等特性在太平洋战争中被认为是导致日本失败的重大原因，是“坏”的；而在近年日本在不引起社会激烈动荡的情况下走出经济危机时又被欧美经济学家认为是“好”的。
该书在1948年以《菊と刀》的书名在日本出版了日语翻译版后，曾有好几个翻译版本几十次出版，创下了研究性著作发行部数超过百万的记录，各种专门的和派生的研究论文和研究著作就更是数不胜数。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光要数清楚研究这本书的网页恐怕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更不要说派生研究及简单介绍了。仅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菊与刀》最著名的论断的正确性——日本人确实很注意别人怎样看他们。特有的群体行动性导致了日本人很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不会给自己带来“耻辱”。而在现在这个美国式价值观处于主流地位的世界上，美国人的看法对于日本人说来真是太重要了。
除了这种思维方法和“美国情结”之外，在很现实的日本人看来，既然这本书可以指导美国政府、军方和占领当局采取正确的战争推进和占领统治政策，当然也就可以解答“日本为什么会失败”这个对于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菊与刀》决不是研究日本的圣经，它只是一份对于某个特定问题的研究报告。只要报告的结论能够满足需要，人们不会对其采用的调查样本和中间结论解释过于苛求，但如果把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扩张到其他方面就立即会碰壁。
比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耻文化”成因的解释是日本没有像西方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一元性的神存在，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元神的宗教。但这种解释就无法应用于阿拉伯世界。众所周知，伊斯兰教是一个一元神的宗教，只有安拉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穆罕默德也只是安拉唯一的使者，但人们在研究阿拉伯世界时发现其实阿拉伯世界比任何世界都更加注重世俗的目光。比如阿拉伯世界对于女性进出社会的顾虑，与其说是出于《古兰经》的教诲，不如说是害怕世俗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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