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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舒立和她的《财经》天下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內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時，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時，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軍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時，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藉口或保留，請上帝帮我。”（上为完整的美国入籍者必须宣誓的誓词）。
-----请再读一遍谢国忠的入籍美国的誓词！ 胡舒立年谱考 胡愈之先生，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新闻出版署署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1986年仙世。老先生一生以笔为枪、御侮救国，现在应该正在天堂凭栏观月、举酒赏花吧。但假如老先生心有旁骛，偶尔关心一下红尘滚滚的凡间，知道正风行天下的其女胡舒立的作为，老先生会朗声大笑呢，还是痛哭失声？
今年55岁的胡舒立，“嘴上常叼着烟卷”，“快人快语，声音大得食堂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我们先从胡主编的第一段经历研究起来：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工人日报》当记者；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她，到美国进行为期
5个月的访问；1987年的
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
众所周知，美国的“民间机构”星如棋布，但是大多数背后都有特定倾向的财阀支持。而“世界新闻研究所”以新闻为“民间”内容，其来头一定不凡，可是查遍互联网，也无法清楚谁是这个善心的大财主。新闻是什么？新闻是政治！汉字无法查出这个“民间机构”的来头，用英文才知道一点原委：这个组织的英文全称叫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至今已经有48年历史，到2008年一共邀请过94个国家共500人到美国“访问”，中国至今好像除胡主编外，只有一个叫吴昌华的女士1993年“受邀访问”过，而吴女士现任有汇丰银行等40多家国际“民间组织”发起的“非政府机构”----世界气候集团----中国区的总裁。
按照这个“民间机构”公布的受邀标准，申请者必须提交五方面材料来证明自己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1、五年以上全职的新闻工作经历；2、流利的英语；3、几篇发表的文章；4、三封推荐函；5、三个以上的工作范本。
这是奇怪的，明明是新闻研究所，却要受邀者“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是培养新闻记者呢？还是培养政治领袖？第二点奇怪的是，其时胡舒立才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职”的条件啊，难道美国人也清楚，在中国“诗书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儿女，日后一定会领袖群伦，将中国金融“搅得周天寒彻”吗？
无论如何，美国的绅士们“不拘一格降人才”，迫不及待地向才工作了三年的胡小姐发出热忱的邀请了。5个月时间，美国报业也见闻了，但是胡舒立直到1987年8月才回国。其间的一年多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胡主编难道想让未来给你写传记、作年谱的史家犯难么？当然，象钱学森先生冲破重重阻碍一样，胡舒立女士“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国，这是很值得歌颂的，犹如谢国忠先生从摩根离开后，据谢先生自己说，“有100多家机构”费煞心机地延揽，肯定令人肃然起敬。至于是洛杉矶哪一家报纸呢？如同谢国忠先生是哪100多家机构呢？这是我等小民无须多嘴的。
现在我们来研究胡主编的第二段经历：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
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研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她获得
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
50位“亚洲之星”之一，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2004年美国世界HR实验室评价她为“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
“访问”过美国，并且美国报业都见闻过的人，到“第一家民营报纸”做国际部主任，当然绰绰有余啊。但是美国绅士们的慧眼自然是独到的，胡女士任职《中华工商时报》不到一年，1993年，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通知就飘洋过海，到达北京。经过华盛顿的“专业培训”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又送来了奖学金，研读发展经济学，学习什么CPI啊、PPI啊等中国老百姓尚不懂的玩意，似乎日后财经杂志的创刊、“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生涯规划，此时已经被定格了。
前后两年，短训似乎时间稍长，读学位又可能稍紧，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黄浦军校半年一期，照样将帅如云；抗大学习两年不到，也能统领千军，
此时中美WTO的谈判已经开始进行了6、7年，时间真的不等人啊！1995年COFJ赶紧颁发给胡舒立“杰出新闻记者奖”。这个奖项有些蹊跷，因为此时伟大的《财经》还没有创刊，基金啊、银广厦啊，还都没有黑幕，胡女士离开故国新闻岗位已经2年多了，正在自由的美利坚校园里悬梁刺股，难道美国人是追溯十几年前胡女士在《工人日报》才工作时的华北油田的什么文章？
但是洋人一向是高深的，他们都认定胡女士“杰出”了，黄皮肤的我们焉敢不赶紧点头称杰出？所以，1998年胡女士创办《财经》杂志。既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有发展经济学专长，还有“国际声望”，自任总编，真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啊！此后，胡女士声誉日隆，2001年，美国人看到亚洲一共才五十粒星星，其中之一就是咱们的胡舒立女士呢！到2004年，伟大的美国人更是将她抬进HR实验室，称量掂估，不得了，中国财经记者万万千，胡舒立女士最值钱！
中国有许多事，你不想就算了，一想就犯糊涂，越想越让人撞墙、失眠、扇耳光！譬如胡女士这短短的简历，你会发现，胡女士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的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中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访问”、“培训”、“进修”，孜孜不倦、握发吐脯；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写了几篇在中国还算轰动的文章，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拔擢出来，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财主老板、科技精英平起平坐，成为唯一的一颗记者星星，简直有骨肉之情、再造之恩啊！这令人不禁想起高行健先生的诺贝尔文学奖和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总是那么令中国人感到突凹和迷茫。至于美国人的那个什么“HR实验室”,则似乎欠缺一点对中国人的解释，就是胡女士的这个“最有价值”，有过什么价值了？最有什么价值？对谁最有价值？
我想原文摘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5月6日发表在《嘹望》周刊的《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其中的一段来结束对胡舒立女士简历的分析：
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现在再来看看胡女士主编的伟大的《财经》杂志。 《财经》的丰功伟绩传 中国人讲“盖棺定论”，是说历史需要退后一步看，功过方能看清楚。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向使当初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2003年1月，一位署名“舒夕”的不知道何方神圣，以五体投地的姿态，采访了胡舒立，在《青年记者》上发表了《胡舒立: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文中赞颂了《财经》报道
“琼民源事件”，披露 “基金黑幕”，揭发
“银广夏”，掀开了
“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田”“德隆”等一系列黑幕，于是，“中国良心”啊，“为民喉舌”啊，《财经》当仁不让地具有了中国媒体的主流和领导性地位。
但是中国的事情是需要研究的，因为中国的媒体说谎，脸一般是不红的。
目前可以确证的是：炒冷饭的“君安震荡”，1998年8月1日发表在《财经》总第五期上；“基金黑幕”，2000年10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1期上；“庄家吕梁”，
2001年2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5期上；“谁在操纵亿安科技？”，2001年6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9期上；“银广夏陷阱”，2001年8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41期上。
但是轰动股票市场的“蓝田事件”，是刘姝威女士2001年11月《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600字内参文章，首先揭开了蓝田的面纱；
而《证券市场周刊》在2004年4月25日发表的“德隆惊变72小时
亚星客车董事长讨债不成欲寻死”的文章，这才揭开德隆系的垮塌的序幕；
至于“琼民源”，1997年3月1日起停牌，1998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
“琼民源”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而《财经》是1998年4月才创刊的，与其无关！
在当时单纯看《财经》的五大杰作，确实是可歌可泣的，因为中国百姓能享受到“内参”级的消息，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到今天联系起来看一看，问题出现了：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
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A股市场在老百姓心中成了污水横流、臭气四溢的垃圾场！因此，长达五年，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大熊市，就此开始！
《财经》“五大杰作”对A股完成摧毁性打击之后不久，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此后，成群结队的外资金融机构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国门，大路两旁挤满了手拿鲜花、高喊“万岁”的中国人民。有什么办法呢？中国本土的一切元素都是那么肮脏黑暗，人民只有期待金发碧眼的洋“解放军”，来开创明朗洁净的新社会。
污名本土的券商、基金，使瑞银啊、汇丰啊、花旗啊等机构一进入中国，就取得了话语权的制高点，6、7年来，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显著位置，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投资行为，而本土的机构则胆怯地、萎缩地龟缩在媒体的角落，无人理睬；上市公司成为“舞弊”和“诈骗”的代名词时，股票也成了路边的烂白菜、臭冬瓜，五年大熊，外资一进来就得到了白捡一样的好价格。
多么完美的布局啊！多么成功的战略啊！在这场兵不血刃的战役中，胡女士和《财经》是英勇的排头兵、是无敌的先遣队！
让我们学习认真学习一下摩根士丹利的财富家训：1、用以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金钱；2、今天就要预测到明天需要什么样的人才；3、信息是赚钱的法宝。
中国人是伟大的，报刊杂志、电台文件，每天都红彤彤地写着一排排斗大的标语，什么人才为本、百年大计啊，什么五年规划、十年战略啊，但是写了说了，就完成了。花心思、费力气、砸本钱，那是不能干的！
同样伟大的美国人，报刊杂志、电台文件上是不说的，经历过战争洗礼、闯荡过危机动乱、迎接过很多新兴经济组织加入WTO，几百年旺盛常青的国际大金融资本，默默地提前布局，花小小的一点钱，收获山高海阔！
我一直怀疑，凭借胡舒立女士《财经》之前泛善可陈的从业经历，如何足以使她刚刚切入陌生的证券行业，就能步骤鲜明、点穴掏心地完成让《财经》一举成名的五大杰作的呢？就从她被封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来看，五十年四平八稳、明哲保身的中国新闻界，绝无可以给她如此精心策划指点的行家里手。赴美的三次学习，毕竟是没有实务历练的空头理论啊。唯一可以解释的恐怕是培养胡女士的美国方面，有资本市场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对《财经》的工作给予了精心的规划。
另一方面，对于基金黑幕、银广厦等问题的长期深入的调查，恐怕不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财经》能实现的，必须部署广泛复杂的证券人脉关系，设计科学先进的调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游离于证券行当的胡女士，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90年代中后期，确实已经有少数外资投行进入了中国，比如摩根士丹利1995年和建银合资成立了中金公司。难道是他们提供了帮助？民间私密调查对当时的中国企事业，仅仅是西方侦探电影里虚构的情节，但是对西方大公司，却是家常便饭。比如这次“达娃”之争，达能就使用了私家侦探来跟踪调查宗庆后，也算是给中国企业家上了一堂市场竞争残酷性的课程吧。
《财经》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后来又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接下来又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马不停蹄，风生水起。这种远大的战略眼光，肯定是初出茅庐的胡舒立不具备的。我要怀疑，《财经》的钱从那里来？2004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单羽青写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说在《财经》1岁的时候，发行量才7000份，而且绝不搞有偿新闻、关系稿，编辑部的采访费用还充裕，怪！自负盈亏的杂志，发行区区7000份，常识推断，此时《财经》应该是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经济状态啊，但是不但“采访费用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同样是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信息是：《财经》编辑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天啊，难道《财经》是中外合资媒体？！
《财经》掀起的“摧毁风暴”，在外资幸福进入中国之后，就渐趋沉静了。此后至今的6年多时间里，《财经》也基本演化为以率先报道独家高层政策性消息为其特色了。
当然可能是经过胡女士的重拳出击，中国的机构和公司“浪子回头”，他们在办公桌、梳妆台等一切目光所及的地方都挂上了格言警句：想做坏事吗？北京有个胡舒立！
但是蜂拥而至的外资却完全藐视胡女士的威严，屡屡“黑幕”。然而对于这些“友邦人士”，胡女士和《财经》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譬如平安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更，《财经》不调查、不揭发；瑞银承销中石油的卑鄙肮脏，《财经》不谴责、不批判；更有对高盛高华这样的国际金融资本，绕开中国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违法行为，2004年8月16日《财经》杂志竟然怀着欣喜激动的心情以“高盛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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