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美国文学（之二）200

第二章
美国与欧洲──独立带来的问题
(America and Europe - The Problems of Independence)

革命时期的政治事件，和我们有关系的，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大部分具有政治色彩。其中有些人所尽知，无须再作讨论∶人人都知道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是篇极其生动有力的散文。以修辞和口才论，很少作家能和托马斯·派恩(Tom
Paine)媲美的∶

现在是大陆团结、信心与荣誉的播种时期。现在极轻微的挫伤，恰似用针尖刻在小橡树嫩皮上的名字．创伤随树身长大，子孙後代将看到斗大的名字──

但几乎人人都和派思一样相信那场斗争非常重要。保皇党和美国爱国者都迫不及待地要揭露对方的愚蠢和不义，以争取读者。不管作家是著眼于鼓动情绪(如派恩和菲利普·弗瑞诺的某些诗作)，或嘲笑敌人[如约翰·特朗布林的仿史诗《马芬戈尔》(1782)]，还是以理服人(如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人写的联邦主义者的文章)，就是我们今天读来，依然感到这些作品是当务之急。争论本身并不能产生好的作品，可是它往往大大有助於此。

对於刚刚出生的美国而言，战争与共和原则的胜利，是使人鼓舞的开端。美国是崭新的或者几乎是崭新的国家，摆脱了旧日的错误和诱惑，新的历史要从头写起。过去清教徒对未来的信心，还保留著，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派恩的著作里看到；虽然清教徒的乐观并不包括人性，可是欣然信奉自然神教时代的重点已经转移，由义务转到权利，从天赋邪恶转到天赋德性。邪恶已转嫁给欧州比较轻松的读物，就像波士顿人罗亚尔·泰勒所说的，已代替了研究对"某些人阴郁的末日审判"。美国似乎在迅速地进入庄重的成熟阶段。第一流的美国艺术家脱颖而出；本杰明·韦斯特接替雷诺兹出任皇家美术院院长，科普利和斯图尔特都是极孚众望的肖像画家。在别的艺术和学术部门，美国人也开始引人瞩目。

最受重视的人物也许是名扬波士顿、费城、伦敦和巴黎的本杰明·佛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劳伦斯和另外几个批评家认为，佛兰克林似乎是个喜用格言警句的道学先生。他的《致富之路》(Way
to Wealth, 1758)一书以及"穷理查 (Poor
Richard)"的警句，是跟霍雷肖·阿尔杰白手起家的故事和戴尔·卡内基的《如何交友与影响他人》之类启示性作品并列的。佛兰克林的文学才能可能被某些崇拜者过高估计。他的格言，大半是从别地方借来的，这一点他自己从来没有否认过。他末完稿的名作《自传》(Autobiography)，虽然朴实有力，有时饶有风趣，也不像某些美国人极力宣扬的那麽出众。斯威夫特的文笔有时同样朴实，同样喜欢讽刺。事实上佛兰克林从来没有以文人自诩，他为别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正因为他的活动范围极其广阔，才使美国在文化上的声望大为提高。出版家、编辑、发明家、科学家、外交家，不管做什麽，他几乎无所不能。他在英国担任殖民地代表那几年，交往的朋友中有伯克、卡姆斯公爵、休姆和亚当．斯密。担任美国驻巴黎首任公使时，声誉极盛。他衣著朴素，态度和蔼，毫不矫揉造作，人们把他当做返朴归真的表率；足以证明世界的得救，有赖於边陲地区的森林地带(虽然佛兰克林一生几乎全在大城市度过)梅尔维尔把他描写成雅各布长者一类的人物∶"在阿卡迪亚人式的淳朴下面┅..隐藏著世故的机智和义大利人工夫到家了的圆滑。"他若有知，定会哑然失笑。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他当做美国早期的幽默大师。因为有一个美国"笑话"(亨利·詹姆斯曾提到过)，它那种讽刺性的幽默味来自美国生活，其中把世故和野蛮妙不言地融为一体。欧洲人更喜欢美国生活中原始的一面，如果说美国神话中有粗鲁和凶恶的成分，我们大可以说那是欧洲人加进去的。美国笑话是向欧洲人(和东方人)吹嘘西部的传说。正因为如此，边疆上的人按卢梭自然之子的说法，
自称"小子"；；"野牛比尔"把自己的冒险故事写成廉价小说，芝加哥歹徒大概喜欢看强盗电影；再回过来说"好训人、喜谐谑的"佛兰克林，可不动声色地使欧洲人相信鲸鱼像鲑鱼那样跳过尼亚加拉瀑布，真可谓蔚为大观。克里夫科尔的《一个美国农民的书札》(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1782)，特别是这本书的法文版，更加深了欧洲人对美国人的错觉，认为一般美国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农民。杰斐逊在一七八四年继富兰克林之後出使巴黎，更加强了佛兰克林所造成的良好印象。

费城的教友派教徒和植物学家威廉·巴特兰姆(William Bartram,
1739－1823)笔下的美国，也是欧洲人喜欢听的。巴特兰姆在"按捺不住的好奇心驱使之下，为了寻觅新生事物"和研究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到南部作了一次长时期旅行。游记於一七九一年出版，书名很长∶《南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东西佛罗里达、切罗基族聚居地、穆斯科古尔格的广大领地，又称小湾邦联与查克陶族聚居地旅行记》(Travels
through North and South Carolina, Georgia, East and West Florida,
the Cherokee Country, the Extensive Territories of the Muscogulges,
or Creek Confederacy, and the Country of the
Chactaws)。这本书描绘的是个奇异偏僻的世界，草木青葱，野兽遍地。这个世界里的居民，用卢　的语调交谈∶一个移民

躺在一张熊皮上，熊皮摊在一棵生意盎然的橡树荫里，吸著烟斗，站起来向我招呼∶"欢迎你，异乡人，我刚刚游猎回来，正恣情听命於本能的吩咐，休息一会儿。"

这样的段落与植物名称以及新品种的详细描写交替出现，读後令人神往。巴特兰姆和许多别的旅行家不同，他对於个人的痛苦，毫不在意；独自在沼泽地露营，周围是骇人的爬虫，又有蚊虫滋扰，一夜未曾合眼，他以欢呼迎接黎明，如释重负，然後兴高采烈继续勘查。像下面这样的段落，既平淡，又那麽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有那些闪闪发光的池塘和湖泊，┅..在我们前面四下的林木隙间粼粼然┅┅我们就要把这一切当做幻景┅┅它们是那样的整齐划一，我们终究还有点半信半疑，犹豫不决，它们大部分呈圆形或椭圆形，几乎都在绿茵环抱中，而且总有一片美丽如画、郁郁葱葱的橡树、木兰、香橘林，环绕著一个为岩石遮著的碧水潭，在池塘或湖泊旁边；不用借助富有诗意的神话，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个仙人久居或托足的所在，但它实际上却是一条庞然大物──鳄角──独占的住所。

美国诗人玛丽安．莫尔说过，诗人要"直写想像"，而且"写想像中的花园，必须让人看到真正的蟾蜍"。这些时常被人引用的话也可以拿来形容巴特兰姆铿锵有声的散文。荒原的诗情∶我们也许会想到这是美国作家写作的一个主题。它确曾使欧洲作家著迷；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坎贝尔、夏多勃里昂都读过和借助过巴特兰姆的作品。坎贝尔把他的《怀俄明的格特鲁德》(Gertrude
of Wyoming,
1809)一诗中的人物安置在诗情画意的宾州山谷中，夏多勃里昂写的三部美国传奇也还是源起遥远的南方，其中之一就在"穆斯科古尔格人"之中；这两位作家都对荒原著了迷。

对美国边疆地区的另一种看法，见於休．亨利．布雷肯里奇(Hugh Henry
Brackenridge, 1748－1816)生动的小说《现代豪侠》(Modern Chivalry,
从一七九二到一八一五年连载出版)之中。布雷肯里奇的作品中毫无浪漫色彩；这是威廉·伯德所称"懒汉乐园"的那种边疆，这里，大自然的儿女对於生存的魅力一无所知，只热衷於贩卖马匹和私酒。巴特兰姆的观点又体现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身上，布雷肯里奇的影子可以在马克·吐温身上找到。然而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一个爱国的美国人只要对美国文坛粗略地看上一眼，可能会发现本国作家之多，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例如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
1771-1810)，在一个短时间内写过不少神怪小说，都以美国为背景。
《威兰》(Wieland, 1798)、《阿瑟·默文》(Arthur
Mervyn)、《奥蒙德》(Ormond) 和《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
(都在一七九九年出版，那年布朗才二十八岁)，好得足以使济慈和其他英国作家为之动情。布朗不取神怪幻想小说之怪诞，乐於描写心情，而不愿意描写"无聊的迷信，尖拱式的堡垒和妖魔鬼怪"。他创造的角色一为口技演员，另一是梦游者。奥蒙德相信自己有权为所欲为，想去强奸女主人公。布朗虽受英国小说中人物的影响，可是他写的主题和故事背景都是美国的。他的故事固然有点故弄玄虚，变幻无常，巧合迭起，仍可谓独具匠心。至於戏剧，早在一七八七年罗耶尔·泰勒(Royall
Tyler)就写过一部叫做《对比》(Contrast)
的喜剧。他在开场白里写道∶为使每个爱国者欢天喜地，

今夜演出的
是一部完全有理由说是我们的戏。

他有理由这样骄傲；这部戏尽管有谢立丹的味道，可是很有水准，很有趣味，今天一个定期换演剧目的剧团，若是演腻了蒂兹夫人的戏，演演《对比》也不至於吃亏。

这是我们的美国爱国志士在十八世纪结束时可以感到欣慰的理由。但是也有使他们感到惊慌或者至少不安的原因，虽然当时并不十分明显。根本原因是政治独立并没有带来文化独立，正因为有了前者，人们才大声疾呼要有後者。传说大陆会议里一个过激的民族主义代表动议从此不再使用英文，另一名罗杰·谢尔曼的代表提出修正案，说美国应该保持英文，而迫使英国人去学习希腊文。美国革命後，文学领域里也发生过联邦主义者和杰斐逊派之争。在政治上取得权势的是杰斐逊派，在文学上保守的联邦主义者似乎人才辈出。派思一度是殖民地英雄，後来受排斥冷淡，一八O九年在美国逝世後，不准在奉为圣地处安葬。罗杰·谢尔曼的康涅狄格州同胞，哈特福德的才子们不喜欢文化上或政治上的过激主张。这些人约翰·特朗布林、乔尔·巴洛、蒂莫西·德怀特等率先在美国反对那些思想自由的无知群众践踏和破坏准则，这样做的，以後还大有人在。和以後各代的反对者一样，他们被人们骂为摆绅士架子∶在美国，尽管保守主义分子在理论上多无懈可击，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也许根本站不住脚，仿佛是债权人孤立于一群负债者之间。这真是一件憾事，因为有思想的保守主义者可以对美国作许多贡献。哈特福德的才子们比他们的後继者更自信，蒂莫西·德怀特(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外孙)在一七九八年写了下面这句话，他并不认为自己不合美国精神∶

无论何处，以财富、礼貌、才智、地位促进美德固有的效益，它的影响必然成比例地增加。

恰巧相反，他是想拯救美国的灵魂。费城《卷宗》杂(Port Folio,
美国早期最好的文艺刊物之一)编辑约瑟夫·丹尼(Joseph Dennie,
1768－1812)非议佛兰克林时，并不踌躇，他说佛兰克林是

一帮寒酸文人的祖师爷，公然想使文学沦为俗流，用乱七八糟的方言、粗野的土话、难登大雅之堂的文法以败坏现今出版物中典雅的文字，使之不伦不类，就是不像英文。

我们可能认为可笑的倒是丹尼，可是也并非全然如此。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嘲笑的是那位执意要废弃英文的代表先生。除非为了想说明问题而不惜窜改历史，否则我们便不能说佛兰克林的散文促进了美国的通俗文体，更谈不上创造通俗文体了。我们会看到确有这种文体，可是它从来没有完全排斥优雅的笔法。如果说後者欠缺本土色彩，也不能说它是外来的。

语言只是美国进退维谷的一个方面。所谓官舱与统舱文体之争，不会是孤立的，广义上说，这两种舱位的言外之意是指，今日左右为难的处境，源起自大洋彼岸。德怀特和丹尼与他们的对手同样以美国为荣，不过双方争论的结果似乎只能是一剂苦药。假如美国竭力模仿英国和欧洲式文学，结果必然失之偏狭。如若美国另辟路径，又必然流於粗俗。大体说来，英国人(兴趣自然大於欧洲大陆国家)後来愿意读美国本土文学；可是在美国独立初期，英国人对美国大部分文学作品，不分良莠，一概弃之如敝屣。即使你对美国人一再解释，英国批评家甚至对本国作家也极苛刻，他们也末见得就此释然∶
冒犯了美国人，他们是要生气，要记在心里的。假如一个美国人写道∶

在美国想当职业作家，前途比在爱斯基摩人中间发表一篇美学论文，或者在拉普兰成立一所科学院，好不了多少，

那只是一个愁得心力交瘁的文人的看法。但是当西德尼·史密斯一八一八年十二月在《爱丁堡评论》里写下这段话时，情况又自不同∶

美国人没有文学──我们是说他们没有本土文学。他们的文学都来自外国。他们有一个佛兰克林，说不定靠他的声誉就可以过上半个世纪。还有那一位德怀特先生，教名蒂莫西，写过几首诗。杰斐逊写过一篇关於佛吉尼亚的短文，乔尔·巴洛写过一首史诗──欧文先生写过几篇打趣的文章。可是在只要航行六星期就可以把我们的文字、智慧、科学和天才成桶地运给他们，美国人为什麽要写书呢?

对这种质问的反应经久不绝，假如西德尼·史密斯没有得到听取回答，每一代的美国作家都觉得有必要给他一个回答。爱默生一八三七年在那篇出名的《论美国学者》讲演里宣布∶"欧洲那种御用的诗才，我们已经听够了"，这篇讲演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誉为"美国文化独立宣言"──这句话也同样脍炙人口。同样的快语还多得很，爱默生的讲演只是其中最有文采的一篇。革命时期的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就曾绝望地问道∶

难道我们永远不能被认为
学识渊博、文辞优美，
除非是从那个该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