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美国作家凯鲁亚克日记选

我们要从纽约出发穿过隧道去新泽西——艾伦·金斯堡在那儿曾度过“泽西之夜”。在车上，我们非常高兴，不停地拍打着这辆崭新的哈得森轿车的仪表盘……一直向西。一路上，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些不得不记住的事情。尼尔·卡萨迪（按：卡萨迪，1926－1968，丹佛牛仔，凯鲁亚克的好友，曾多次与凯鲁亚克周游全美，他也是金斯堡的同性爱朋友。卡萨迪是多部“垮掉的一代”小说包括《在路上》主要人物的原型）、我、娄内·亨得森一起谈论生活的价值。我学着用古人的腔调说话：“御彼新车，载驱载驰，美利坚，汝将夤夜何往？”我很少这样快活过。坐在娄内旁边真是一件甜蜜的事情。后座上艾尔和露达在亲热。尼尔一边驾着车，一边开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节奏疯狂急速的即兴爵士乐。

尼尔在巴尔的摩郊外迷了路，他把车拐进一条窄得可笑的林间柏油路（他想抄近路）。“这看起来不像我们该走的路，”尼尔沮丧地说。这种话听起来非常好笑。快到弗吉尼亚的恩波利亚时，一个人疯狂地拦车，我们让他搭了便车。他说他是犹太人（赫伯特·戴蒙德），在全国跑来跑去，以敲犹太人家的门行乞为生。“我是一个犹太人，”尼尔叫了起来，“多有意思！”

到南卡罗来那时我开车，路很平，在夜晚中显得很黑（南方的阴郁在附近盈满，星光在远路之上闪烁）。到达阿拉巴马的莫比尔城时，我们开始从收音机里听到新奥尔良的信息，听着疯狂即兴爵士乐和野性的街头爵士乐，我们在车上兴奋得大叫起来。

“感受感受这些人的气息！”在阿尔及尔的加油站，去比尔·巴罗斯那儿之前，尼尔说。此时此刻，展现在眼前的正是我平素所梦萦魂牵的情景——弯弯曲曲的街道，棕榈树，向晚上密西西比河上巨大的云层，擦肩而过的姑娘，孩子，空气流盈，如同软软的手帕，又如芳香，人们和河流的气息。

上帝为我所爱。

1949年2月7日，迈尔斯城

蒙大拿见闻。从戈赫达琳纳到迈尔斯城。

我们的车在戈赫达琳纳河的河床上行驶，目的地是卡塔尔多。我看见一大片房子建在野性十足的山窝窝上。汽车慢慢爬升，积雪弥眼。公路下面的峡谷中有一个孤零零的小屋，灯光从小屋中透了出来。一辆小汽车上的两个小伙子为了躲避我们的车，几乎掉下去。

到了巴特，我到一个寄存处存了包。一个醉醺醺的印第安人要我和他一起喝酒，我小心地拒绝了。在附近有一定坡度的街上随便转了转（在零下天气的夜晚），我就发现，巴特的每个人都喝醉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夜晚——我希望在我瞧个够之前，酒吧会一直开着。假如要关门的话，也会是在清晨。我进了一个大的老式酒吧，要了一大瓶啤酒，这儿有个赌场，里面简直乱得无法形容：成群闷闷不乐的印第安人（属于黑脚族）在屋角喝着红色威士忌酒；数以百计的各色人等在玩牌，一个年长的职业赌徒的一席话使我的心都碎了，因为他提到那么多我父亲的事情，他说我父亲个头很大，戴着绿色眼罩，手帕经常从后面的口袋里耷拉出来，衣衫褴褛，有一张布满痘痕的、天使般的脸。我父亲还患有哮喘病，因操劳过度而郁郁不乐。我直直地看着他，在我凝视他的时候，我对“在路上”的整个构思变了。

一个被有身份者叫做“约翰”、眯缝着眼的老头一直冷冷地玩牌，直到清晨。他从1880年开始就一直在蒙大拿的酒店里玩牌，在咳嗽、吸烟、喝酒中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啊，我亲爱的上帝。

巨木城。正午，我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个东倒西歪的小酒馆里（酒馆坐落在雪原之中）——他们正围坐在炉子边玩牌。一个只剩一只胳膊的、二十来岁的男孩坐在他们中间。多可怜！但他又是多么地漂亮！因为他不能正常地工作，必须永远和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一起。他只能看着他的伙伴们在外面放牧、闹腾。但是蒙大拿的土地是多么地庇护着他啊！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像独臂的他这样美貌的年轻男子。我将永远忘不了这个男孩。看起来，他自己也觉得在这儿是适得其所。

在比灵斯，我见到三个平生所见的最漂亮的姑娘，她们正在一个像是给中学生开的快餐店里吃东西，旁边坐着她们阴沉的男友们。

你可以有自己梦想的欢宴，而我宁愿和蒙大拿人一起欢宴。

1949年2月25日，纽约

像珀基普西这样的现代美国小城市的悲哀在于，它们没有一点大城市的“力量”，却有着所有的丑陋、卑琐。阴郁的街道，阴郁的生活。酒吧中成千上万的醉鬼。但是，克里奥弗斯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克里奥弗斯是我这周碰到的一个黑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我现在明白，美国的未来存在于像克里奥弗斯这样的黑人之中……惟有这种从美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淳朴和自然的力量，才能挽救我们。

1949年4月23日

上周比尔、艾伦、汉克被捕，关进监狱——比尔因为在新奥尔良吸毒，其他的人是因为在纽约抢劫等罪行。
对我来说，是时候了，我要热情地投入到开始写作《在路上》的工作中，在我的生命之中，我第一次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全家（按：包括凯鲁亚克及其母亲、凯鲁亚克的妹妹宁及其丈夫保罗）打算年内搬到科罗拉多去。我打算在两年之内和一位年轻的女士结婚。我的目标是写作、挣钱，然后买一个大的小麦农场。
这是一个转折点，是我“青年”时代的结束和成人生活的开始。多么悲哀。

1949年8月

我在黑暗中行走，除了属于自己的疯狂的自我，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想与远在天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联系，还想问问老麦尔维尔，他是不是仍然那么沮丧，还有沃尔夫（按指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美国著名写实主义作家和讽刺作家，对凯鲁亚克的小说影响甚巨），我要问问他为什么38岁就死去。我不想放弃，我发誓决不放弃。我将在叫喊和大笑中死去。

丹佛的垒球比所有这些苍白的玄想都棒。我已经看透了，这使我悲伤，在这种情绪支配之下，嫉妒之类的东西不会进入我的心灵。

不久前，我到机场给去纽约的鲍伯·纪洛克斯送完行之后，路上搭了便车回返，车子在黄昏巨大的苍茫原野中行驶，在这片充满悲伤的红色土地表面，机场只不过是一隅之地。我到了威尔顿，一个丹佛的黑人城镇。

和纪洛克斯在中央城的时候，我就明白，做一个已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将只不过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倒不是他有意让我看到这个。我知道他有多难过，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最好的、最高级的东西实际上是空虚、没有生命的。毕竟纪洛克斯是一个十足的、事务繁多的纽约人，一个35岁的成功者，一个著名的年轻编辑。我告诉他在真正的作家眼里“没有什么桂冠”，比如，诗人不能在世界性的名声、财富或者欢呼、尊敬之类的任何东西中找寻到他们所需的迷狂。但他入情入理地向我指出，真正的桂冠惟有在写作之时才能戴上。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辉煌之梦破灭了，因为我明白“白人世界”所能提供给我的最好部分，对于我来讲也是不够的，没有足够的迷狂，没有足够的生命、快乐、刺激、音乐，没有足够的黑夜。

有人在小棚屋前卖放在纸箱里的热的红辣椒，我买了一些，在漆黑、神秘的街道上一边吃一边漫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黑人，一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个日本人，只要不是个对自己的“白人世界”的最好的东西（包括我有着“白种人的野心”的所有生活）幻灭的白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