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一个意大利工人的中国苦旅

在上海负责采购高炉的公司领导接待了他，新领导用倨傲、怀疑并且神秘的口气告诉文森佐，之前的负责人已经被废除了；在武汉钢铁厂他因身份和目的不明被抓，在警察局被粗暴对待，获释后他说：“看那个警察的脸，这里是有死刑的。”却不知道了解真相后，警察们忙了半晌帮他找寻工厂；他住在重庆一座居民楼，每间房子都塞满了人，有8000人在这里生活、工作、开小作坊、卖猪头肉；他看到工厂区后勤工人的孩子们，在污浊的空气、肮脏的地上端着搪瓷饭盒一口一口地吃饭……他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硬座火车、轮渡、长途汽车、卡车，经过中国最典型的城市和乡村，大多数时候，和中国最平凡的人群待在一起，他悲悯，他惊异，然而，似乎，他看到的人们比他快乐，在最卑微的生存状态中迸发着最根本的活力，文森佐说“我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

《消逝的星星》并不是旨在批判中国，它只是将中国摊开在观众眼前，人们的劣根性同他们的善良、坚韧一样清晰，电影中的一切细节都如此精确，以至于文森佐看到的中国并不比我们看到的更奇特，
却比一般中国电影更为一针见血，玩弄权术的官僚、滥用职权的执法者、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农民工、不负责任的责任人、柔弱的孩子、孤独的老人……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其中吗？文森佐在这个巨大的国家和拥挤的人群中显得如此疲倦和无助，我们就是他。

和文森佐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是中国翻译刘华，文森佐倔强、激动，刘华自尊、敏感，两个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张力。有人说这部无法归入任何类型片的电影也许最像公路片——对文森佐来说，寻找高炉的旅程是不断深入中国的过程，从沿海到内地，从长江到黄河，从西南到西北；对刘华来说，这旅程是一次回游，她从上海到重庆到出生的小镇，回到祖母和孩子身边，就像一条鲟鱼。

导演把两个人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克制，含有隐患的高炉足以制造一场悲剧，但导演并没有让悲剧在电影中出现，他甚至使用了《半个月亮爬上来》作为主题曲，女声合唱清幽地响起，完全脱离了歌曲本身的情景和语境，配合电影如诗的影像，像冷色调的油画。这脱离了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一部拍摄工人阶级的电影却如此富有诗意。

到底什么消失了

文森佐固执而善良，与油滑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但电影并没有直接表现导致他付出巨大代价的动因，难道仅仅是天然的责任感吗？如果说这是新千年的马可·波罗游记，那么电影想展示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的广袤腹地。

故事来源于一部2002年的意大利小说《拆除》（La
Dismissione），小说的主角依然是文森佐，他在那不勒斯的钢铁厂工作了一辈子，从普通的工人一直做到高级技工，可以说，这座工厂造就了他，代表他整个的人生。然而，就像很多欧洲国家的工厂一样，钢铁厂要停止运转了，文森佐最后的工作就是负责设备的拆除，他希望一切细节都可以精准完美，不容忍出现丝毫瑕疵，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句号。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巨型钢铁厂象征着身份、团结、力量，它的拆除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的毁灭，还包括它所在的城市和围绕它运转的所有人的生活。是物质意义的，更是心理和文化层面的。

小说的作者（Ermanno
Rea）也是《消逝的星星》编剧之一，1927年生于那不勒斯。《拆除》是根据在当地钢铁厂调查之后的50页报告写成，此前，他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职业记者。小说是名列当年年度第二的畅销书。

我们也许可以把《拆除》作为《消逝的星星》的前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森佐的行为和动机，他将一生奉献给工厂，对所有的设备充满感情，如今一切都结束了，象征钢铁厂灵魂的高炉将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资本家隐瞒了它有缺陷的事实。作为维修工，1953年出生的他见证了这座1960年代高炉的诞生、每一次改造和维修，他必须要把它修好，为了中国工人的安全，也为了高炉的完美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