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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款识的器物较少，一般落在器底。有釉下模印、釉上写书和刻划三种手法；款识内容有纪年款、花押吉语款，商号款和供养款等。方章或花押款多采用釉下模印，有些款识浅细难辨。已知的方章款有“大明年制”、“大明宣德”、“宣德年制”，均为篆书模印款，还有釉上蓝彩楷书“宣和年制”。这些均系伪托款。
吉语款有“文璧”；商号款有凸印“渍记”款、墨书“益元万□”款。刻划的供养款带有纪年。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釉伽佛像，底座刻划“开元寺”、“大明万历乙卯年”、“漳州府东溪治子陈福成叩谢”；台湾鸿禧美术馆收藏的福德正神像，底座刻划“开元寺”、“大明万历年乙卯年”、“漳州府同安县东门外东溪乡信士林石氏百叩、闽南漳郡窑陈福成监制”。聚粹阁收藏品中，有一件双耳尊也刻写供养款，款识落在器外璧，内容为“龙飞乙丑年四月吉日赛谢”。考“龙飞”二字，乃属吉语，意为皇帝在位。千支款“乙丑年”在明后期至清前期共出现三次，分别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65年）、明天启五年（清天命十年、162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结合器型分析，其胎体厚重，造型古拙，圈足开切，釉面米黄，玻化程度不高，应为“漳窑”早期产品，初步推断是明嘉靖四十四年器物，可为“漳窑”断代提供一定的参考。
造型
造型风格富有表现力和美感。胎体因各种器形厚薄不一，但总体还是比较庄重浑朴，加之釉层莹润饱满、曲线变化柔和优美、器体丰腴匀称，使人感觉带有唐宋定窑遗风。
产品做到实用与美观相结合，体现了制造者较高的成型技巧。以器物的性质分类，有陈设供器、日常生活器皿、文房珍玩三大类。日常生活用具有碗、盘、碟、盆、罐、壶、杯、托、洗、钵、江、灯台、勺、模具等；祭器和陈设供品有鼎、簋、尊、炉、觚、璧瓶、花插、水仙花盆、塑像等；文房用具有砚、水盂、水注、笔架、笔筒、印盒、博古字画缸等，其它小件器物还有鼻烟壶、象生瓷和孩童玩具等，真是一应俱全。
各种器物又有多种式样。以炉、瓶为例：炉有鬲式炉、筒炉、三足炉、双耳炉等；瓶有长颈瓶、撇口瓶、胆瓶、梅瓶、观音瓶、橄榄瓶、双耳瓶等。
器型的变化体现在口沿、器身和底足等部位，线条韵律较为舒缓。炉瓶尊洗为直口平沿；盘碟类也见花口或折沿，碗盆类侈口圆唇，器身稳重端正；瓶罐等圆器多丰肩弧腹，体态饱满丰腴；鼎炉类供器则圆鼓腹且略为下垂，造型圆浑古拙。底足处理变化灵活，盘碗类常见玉璧式圈足，瓶觚类多为二层台式足；炉类器物有铺首足、乳足、柱足、兽足等，三足外撇；筒炉的底足较为特殊，为其它窑口少见的二层或三层阶梯式足。此外还有条形足、饼足、卧足、喇叭足、曲形足等，不一枚举。
从器型风格上看，鼎、簋、觚、炉、尊等系仿造商周青铜器式样；盘、杯、盏也多少受到唐宋时期金银器的影响，口唇微卷，开花口，器身留海棠线，加之刻划或堆贴浅薄纹样，显得较为秀美轻盈；有些器物则摹拟自然中的瓜果花叶，仿生造型有荷叶洗、瓜形水注、瓠型瓶等，形态逼真；供小孩娱乐的小玩具如生肖小瓷塑和哨笛，则小巧玲珑，惟妙惟肖。
值得一提的是"漳窑"中的雕塑艺术品。在瓶、觚类器腹上附的蟠螭纹，兽面狰狞、爪足有力、鳞甲清晰、兽尾修长垂曳，细部的刻划也非常细腻。国内一些大馆珍藏的个别大型造像，尤显弥足珍贵，现有的雕塑品有释伽、观音、弥勒、罗汉、麻姑、仕女、财神、关公等人物造像，或结伽而坐，或倚靠或站立，形态迥异。以常见的观音为例，其体态丰盈，面庞俊美，闭目凝思，显得十分端庄安祥；盘髻披巾，广袖褒衣，露颈坦胸，佩珠带玉，衣巾飘逸，似曹衣出水、迎风而动。皱褶线条潇洒、流畅、衣饰纹理深秀洗练，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刀法和技艺。这些瓷像栩栩如生，在外观形体和内在气质上都达到和谐的统一，代表了"漳窑"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水平，是"漳窑"中的精品。
（三）
历史上关于“漳窑”的文献记载很少，目前已知的仅有两处：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货属：“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旧漳琢器者虽不及德化，然犹可玩，惟退火处略黝，越数年，黝处又复洁净；近制者，釉水胎体俱松”；
清末民初杨巽从《漳州瓷窑谈》之《漳州什记》："漳州瓷窑，号东溪者创始于前明，出品者炉瓶盘各式俱备"。
文献记录概括了“漳窑”产品的特征，但未明确指出窑口所在地。事实上，漳州境内水系发达，通过近年的调查，我们还发现两处窑址与“东溪”有关：一是位于九龙江下流支流东溪、现龙文区东溪农场的东溪窑；二是位于诏安县境内的主干流东溪、上游沿线的秀篆窑、官陂窑。从郭坑东溪窑采集的简笔涂画卷草纹青花盘碗类标本推断，这是一处烧造单一品种的小型青花窑址；其年代最早不超过明代中期；诏安官陂窑、秀篆窑也是明清时期的青花窑址；这两处窑址均未发现米黄釉小开片类器物。
华安东溪窑今已湮没在茂密山林中，所处环境给调查带来极大的不便，这是历次调查仅采集到少量米黄釉开片标本的原因之一。但几次调查均有可喜的收获，即发现了秋叶玉兰纹“东溪”款青花大盘和“漳窑”典型产品“竹节炉”。采集的标本中，炉、觚、瓶、罐、洗、盘、碗、盆、杯、勺、笔架、圆砚瓷塑等器型众多，也能与文献记载和民间传世品一一对应，从而为明确“漳窑”的产地提供了忠实可靠的依据。
在窑址工作的支持下，我们认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漳窑”一案可以有个定论了，那就是：“漳窑”就在华安东溪窑。
八十年代以来，在漳州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明清时期窑址，日本及东南亚地区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漳州贸易陶瓷，随着海内外专家学者对漳州窑业技术兴起的热烈讨论，曾提出“漳州窑”的命名。那么，“漳州窑”和“漳窑”究竟有何区别呢？一些收藏爱好者或外地文物工作者往往容易混淆，为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明确二者的概念范畴。
“漳州窑”泛指九龙江水域的窑址群体，包括目前已发现的25处漳州地区明清时期窑址，1992年，为界定漳州地区古窑址的内涵与性质，明确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而提出。其大宗产品是器足粘沙，具有“急就”风格，大量成为外销瓷的青花瓷器。“漳州窑”的代表性产品为青花开光大盘和五彩瓷器。
“漳窑”是沿袭明清文人约定俗成的狭义概念，其显著特征为“白釉米色器，纹如冰裂”。
“漳窑”在漳州民窑产品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传世品上看，它们造型古掘，线条优美，釉色温润，格调典雅，修胎也较为规整。虽不及官窑产品的精细严谨但显然有别于漳州地区众多窑口。以追求利润，占领市场为生产目的的粗制滥造。它们风韵别致，以实用、美观相结合，某些器物更富有观赏性，符合明清文人士族和地方缙绅阶级的审美意识，也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和猎奇心理。这种米黄釉小开片类瓷器作为华安东溪窑的典型产品，在流传中深受喜爱，因出自漳州，长而久之遂被习惯地称呼为“漳窑”。
（四）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封建社会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景德镇御窑开始实行“官搭民烧”制度，使各地民窑得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福建东南沿海的漳州地区，则因为海外市场的需求，民间走私贸易的活跃和月港的兴起，更直接地刺激了陶瓷生产的迅速崛起。
月港位于九龙江出海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成弘年间，月港已替代衰落的泉州港，“人烟辐辏，商贾咸聚”。成为我国南方著名的民间走私贸易港。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在月港设立“洋市”，“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两洋”，并析龙溪县设置海澄县。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繁荣达到顶点，“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分市东西两路”，“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增库也”。漳州沿海的民众积极参与了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并先后出现如颜思齐、郑芝龙等著名海商集团。他们制造“且高且大”的“福船”，以澎湖、吕宋（今菲律宾）为中转，开辟了东西航线，“与诸夷相贸易”，通商国家和地区达四十七个。
西方海殖民主义列强此时也轮番东进，先是葡萄牙人以海澄、浯屿（今龙海市港尾镇）为据点，后是西班牙人以吕宋为中心，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台湾为基地大规模对华贸易。他们以易货贸易的形式或用“锄头楔子银”等“番银”直接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特产，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欧洲各地，甚至远达南非和拉丁美洲。
这时的漳州地区经济空前繁荣，九龙江沿岸的一些内河商埠也成为发达的商品集散地，如浦头港（今漳州市区盐鱼市）“鹭岛贾船咸萃于斯，四方百货之所从出”；石码埠（今龙海市石码镇）“贾肆星列，舟辑纷集”。华安东溪窑所产瓷器便是从归德溪、永丰溪以平板小船装载，在九龙江西溪与平和、南靖等地的产品一并从水路运输，抵达月港后实现对外输出的。
根据《瓷器与东印度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na Company，by
T.Volker）一书的统计，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02-1682年就从中国运出1600万件瓷器。该书还具体地提到：1621－163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三次在漳州收购瓷器，数量动辄上万，这种情况下，漳州窑作为其中规模较大的窑址群体，保持着一股强盛的势头。
东溪窑的布局较为集中，以濒临溪水的狭长地带延绵数十里，今天在窑址发现的窑炉、作坊和村落遗址，还可以看出当年千百水碓、漫野窑烟的盛景。这其中既有"各自烧坯、合作装窑"的联合生产，也有独立经营的手工业作坊，形成众多的个体窑场。产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商号款，如“东玉”、“东兴”、“永和”是东溪窑特有的记号。“玉”、“珍玉”、“美玉”、“佳兴”、“合盛”、“月记”与德化、安溪等地的款识相同，体现了同样社会背景下不同窑业体系的竞争和同一窑址群内的商品经济意识。
根据我们的调查，东溪窑的烧造者是龙溪二十五都内溪保（今华安县的建镇上坪内溪自然村）苏氏族人。他们于元末明初从德化迁至龙溪县二十五都宜招保（今华安县仙都镇），繁衍十世后在明中叶迁至内溪，并举族烧窑制瓷，从已知现存最早的"漳窑"传世品上看（见所附：《“漳窑”纪年款传世品和墓葬出土器物概况表》），他们在成弘时期已能成功地烧制“白釉米色釉”，这与文献记载的时间相吻合。华安县沙建镇一坪一带至今仍流传较多的米黄釉小开片器物，其中一件茄形壁瓶上以红彩行书“苏月局主人”款，即表明了窑场主的身份。而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湾鸿禧美术馆所珍藏的“漳窑”造像竟为同一人所制，“冶子陈福成”是“漳郡窑监制”者，也可以说明“漳窑”的生产经营方式。
嘉万时期，华安东溪窑进入鼎盛阶段。“漳窑”产品至此已日臻完善成熟，器物变化丰富，造型装饰紧紧追随当时的社会时尚。而东溪窑从生产观念出发，烧造外销瓷器开始成为主流，大量的青花日用瓷从此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包括“漳窑”在内的其它窑产品。
过分依赖对外贸易的漳州窑，势必因月港的荣衰影响到窑业生产的规模。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由于海寇的搔扰作乱，漳州月港“洋贩不能，海运梗塞”；清初，郑成功以武装集团经营厦门对峙清廷，双方在厦漳一带拉锯征战，社会经济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此时，清政府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清顺治十八年起（1661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三次进行“迁界”，“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番皆焚弃”。月港因九龙江水携带的泥沙日益淤积，“潮涨之时，舟高于城”，在盛极一时后又迅速衰败下去。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漳州窑产量有所下降。一些地方小窑场如南靖碗盂坑窑，东坊内窑等因此而歇业停产。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帝谕令“开海贸易”，在厦门正式设关，取而代之的厦门港又日渐繁荣起来，成为中国商船开展东西贸易的起始港。此时，漳州地区的陶瓷生产进入全盛时期。明末清初有所衰落的华安东溪窑，在康乾时期达到第二瓷产业高峰。他们使用当时为先进的阶级式龙窑，大大提高了烧量和生产效率，工艺水平趋向精细发展，青花产品胎白质坚，钴料呈色鲜艳青翠，器物种类异常丰富，除青花外，并大量烧造白瓷、青白瓷、酱釉瓷、仿龙泉青瓷和仿哥、仿官诸多品种，窑址废品堆积如山。在生产规模上，东溪窑已列为漳州窑之首。
这时的“漳窑”产品亦一改时代浑朴厚重之风，变得较为清新秀致。从窑址采集的标本看，它们大多器壁较薄，胎质较细。釉层光泽比以前增强，呈现出较重的火色，釉色大多闪青。圈足由平切式变为尖削或圆修，足墙细直，并流行使用二层台式足或玉璧式圈足，一些器物外底内凹留有脐圈。拍印痕迹更为浅细，往往被釉层填平，但刻划暗花却比较犀利、清晰。从传世品看，陈设类赏玩品和大型琢器、圆器已较少见，转而生产较多的日常生活器具。
清咸丰八年（1858年），汕头港建立商埠，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由福建沿海地区转移至广东潮汕一带，漳州窑业由盛及衰。华安东溪窑在清中晚期已慢慢没落下去。据上坪《邹氏宗谱》、《郭氏宗谱》记载，聚居此地的苏姓、邹姓、郭姓三族之间，常因山界争端或土地纠纷发生大规模的宗族械斗，致使苏氏族人丁壮锐减。清同治六年（1867年），岱山社郭凸、郭好等人率众参加太平军，居住楼寨被清总兵罗大春用炮击破，幸存族人后归附于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余部。太平军第四次入闽期间，东溪窑场倍受兵燹灾乱，从此一蹶不振，并彻底走向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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