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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烈日，在被弯弯曲曲的塔霍河包围着的托莱多古城里那同样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我们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正方形、有四个方形尖顶塔楼的阿尔卡扎尔城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这座城堡被铁桶般包围起来，成为左右两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一位导游告诉我们，他看过阿尔卡扎尔城堡战后的一幅老照片，整个建筑面目全非，两个尖顶塔楼全被炮火摧毁。在上小学时候，看过一本巴金选编、西班牙画家加斯特劳的黑白版画小书----《西班牙的血》。那是我孩提时代对西班牙内战的第一印象----杀戮、牺牲、流亡、老人无助的眼神、孩童残缺的肢体。这本小书，成就了我和那个遥远国家的最初联系。从西班牙内战知道了海明威、毕加索；从海明威、毕加索的《丧钟为谁而鸣》、《格尔尼卡》里知道了更多生动残酷的细节。 三年的内战大约夺去了50万人的生命，也有人讲可能有一百万人。关于西班牙内战研究的书籍资料浩如烟海，其爆发因素主要是如下两点----“内战是西班牙数十年间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激化的结果，但它所唤起的政治和感情上的反响却远远超越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许多国家将之视为国际冲突的一部分；专制与民主或法西斯主义与自由的冲突。”（《西班牙的民主和内战(1931-1939)》一书的作者，英国人马丁·布林克霍恩）。 回国之后，翻看在阿尔卡扎尔城堡拍摄的高大的石质外墙上当年攻城武力留下累累弹痕的照片时，我不由想起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关于“断裂社会”的说法。 “概括而言，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 在那些立论公允的历史学家的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断裂社会的样板。“不管衰落与否，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不仅仅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包括最有可比性的意大利——西班牙确实是落后了。衡量的一个尺度是它的经济和社会主要是以乡村和农业为特征。甚至到1930年，46％的劳动人口仍然直接从事农业，而且至少另外10％实际上从事乡村工业。卡斯蒂利亚的土地贵族和安达卢西亚的“大庄园主”统治。。。。到世纪之交时，有地阶级已经加入了一个由“新的”经济力量，尤其是巴斯克地区的银行家和重工业家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制造业者为代表的强有力的寡头统治集团中。未来的改革家们也集中关注两个强有力的机构，它们似乎集中体现和加剧了西班牙的全面落后。一个是西班牙教会，虽然被19世纪的开明政府强迫放弃了大多数的地产，但在20世纪早期它仍是一个富裕的、有力的和保持传统的机构，而且与富裕阶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通过对教育的近乎垄断，向那些并不反对它的人灌输了非常保守的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的体系。支撑保守的西班牙的第二个机构是军队：这是一个不服从指挥，而且在军事上无能、对批评过度敏感的荒唐的团体，1900年后，越来越倾向于干预政治。” 大土地贵族、教会、军队，好一个有西班牙特色的“三种势力”。在一个民主法制尚未确立，工商业落后，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发育迟缓的国度，贫富悬殊——社会排斥---以暴易暴的三步曲，似乎永远是题中应有之义。美国宾州高等法院法官刘易斯·曼德里诺曾经意味深长地说：“给予所有人以正义的语词含义是法律人赋予的，正是法律人给予社会的这个贡献才避免了美国人民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一样端起机枪，奔向山林。” 对了，正是那些当年和美国人有巨大差别的西班牙人架起机枪，围成一个半圆形向广场上高耸的耶稣雕像开火。80年后，对那种复杂背景一无所知的我们，也同样被美国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拍摄的老照片画面上散发出来那种刻骨的仇恨所震撼。500年来，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个停滞、保守、封闭而又被多彩多姿的外部世界感染的欧洲边缘国家，早已沉淀了太多的矛盾，民族冲突、地区差异、阶级争斗。。。。。一有火苗，就会猛烈地燃烧与迸发。 血腥的内战最终结果，是三种势力的总代表佛郎哥借助德意两国的外部力量扑灭了具有左倾进步色彩的共和派。西班牙的民主共和之路似乎划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点。 在西班牙，历史发展的诡异之处起码有三点----一是，内战双方的势力版图清晰地显示出城市与乡村、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尖锐对立。“左翼的重镇是西班牙工业地带的城市，在南部和西南部，农业人口的失业和废除大地产的要求最为迫切。”“右派在西班牙中部地区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城镇居民和神父们都享有同样的恐惧和仇恨。。。。。”结果是，胜负的天平很明显向着势力较强而不是政治优越感较多的一方倾斜。二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度里，旧体制和旧势力经常是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但危机一旦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往往最后有力量出来收拾残局的还是那些老旧腐朽岌岌可危的势力。三是，一个经历漫长的专制与封闭的国家，长期形成“佛朗哥命令，西班牙服从”的政治局面。在专制强人身后十几年时间，竟然如有神助一般，社会没有大的震荡，各种政治力量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跨越式完成了向现代民主回归的艰难使命，并真正融入欧洲大家庭。难道这一次，西班牙人常念叨的口头禅——“上帝眷顾西班牙”果真灵验了？ 以《西班牙旅游笔记》一书博得国内思想界好评的旅美作家林达，对此做了深刻思考，他的结论是——从1898年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100年的坎坷。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用短短几年时间，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关键是妥协。宪政是妥协的艺术。在西班牙历史上，只有威权与民粹、激进与保守两个极端的残酷轮替，没有整个国家和睦的政治共处。在林达的笔下，我们认识了胡安·卡洛斯一世、阿道夫•苏亚雷斯、卡利约等等可亲可敬的历史性人物，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善于妥协，才有了西班牙社会成功的和平转型。 有人每每对见诸报端的台湾、韩国议员们的口舌讥讽加群殴行为不以为然，据此以为民主的乱象当然比不上所谓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体制下的统一意志、统一步伐。须知，在议会中的口诛笔伐、怒目相对甚至肢体冲突如果拿来和街垒和田野上的枪炮轰鸣、血腥厮杀相比显然是一种更高级更进步的文明。因此，林达转述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的呼吁的确值得牢记，“今日西班牙的民主，尽管仍然丑陋，却比已经被我们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只有经历了内战中血海深仇残酷争斗的老人，才能对今日的崭新局面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 “佛朗哥已经基本被遗忘。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已经被从历史上抹去了。很多西班牙人都不愿意谈到佛朗哥，而年轻人在被问到时，都会摆摆手，认为这是与他们的生活无关的，就像恐龙。”这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几年前发自马德里的一篇报道。国外游客在星期日人头攒动的马约尔广场感受到这种轻松氛围。在一家挨一家的跳蚤市场打听，很多人并不知道佛朗哥、西班牙内战这些主题词，有的人点点头，从一叠纪念币中翻出一枚很像我们的袁大头的圆形金属硬币，告诉我们，银的20元，镍的5元。在超市和书店里，我们也注意到，英国作家克里斯多弗。桑塞姆的纪念内战小说《马德里的冬天》和罗伯特·卡帕在内战期间的摄影画册有着很好的销路。 “西班牙20世纪发生过两件令世界瞩目的大事,一件是1936至1939年的内战,另一件即1975至1986年的民主改革。尽管两者相隔40年,但后者的许多决定性因素以及它由所产生的历史环境都源自前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我国专门从事西班牙史研究的学者秦海波先生，在《论西班牙1975-1986年改革》中这样告诉我们。 西班牙人，他们40年前付出的鲜血和牺牲终于得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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