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票价搜索 > 旅游景点 > 游记 > 游复旦：我流泪，我鞠躬 |
游复旦：我流泪，我鞠躬 |
| 2011-04-30lvping.com |
题记一春花灼灼游复旦 泪光点点忆旧时题记二作为教授，博导【已退休】，复旦大学理应是我一生事业之基石，故地重游，咋会滴下老泪？-- 君不知，那是一个时代的故事。------------------------2011年4月3日 - 4月20日入住上海长海医院。4月8日下午，向医生请假，重游复旦。从长海到复旦，上864路公交车，10多分钟即到。邯郸路220号。大门还是那个大门，塑像还是那座塑像。除了几幢新建的大楼之外，格局基本未变。1964 - 1970年，在这儿度过 -- 从18岁到24岁，最美的六年青春时光，大多虚掷于此。心情难免凝重，哀光阴流逝之速，叹世间沧桑之变。-- 故地重游之人之常情也。作为教授博导，无疑，我的学术奠基石，理应在此。烟花三月，重回母校，春光明媚，百花斗艳。图一 复旦，那一片绯红的云 忆旧母校，理应听到朗朗书声；忆旧母校，理应闻到阵阵书香；忆旧母校，理应见到教授们在讲台上纵论横述；忆旧母校，理应看到同窗学友们在切磋学艺......。-- 没有。这一切都没有。重入母校，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步三叹，口占闲诗。一步一忆四十年，当年复旦走青烟，莫道人生梦一场，行行屐印在眼前。一、 大草坪1966年的9月1日的夜晚，在复旦大学登辉堂前大草坪上，我曾经有一场痛哭。晚饭后，信步来到大草坪。太阳刚刚落下，空气依然焖热，没有一丝凉意。818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刚刚过去13日，动乱正是方兴未艾时。“浊浪排空”，复旦校园随即一片大乱。我躺在大草坪上，与其说躺，不如说瘫软，我感到四肢乏力，头脑嗡然。下午所见，给我深深的刺激。路过老教学楼，临时搭起的批斗台上正站着周谷城教授。这是我入校后第一次见到这位久仰的教授，想不到，是在如此场景下见到他。周老上课时，常常称呼毛主席为“老毛”。此刻，红卫兵正在就这一点对他进行批判。此刻的周老，已经被斗得面目全非。胸口挂着沉重的批斗牌，“周谷城”三个字，被歪写，并用红色打了叉，他的头衔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头上戴着白纸做的高帽子，帽子的顶端还垂下一根草绳做的辫子。周老脸色苍白，右脸颊已被打肿，声音沙哑，但是，他仍然非常坚定用湖南普通话说：我称毛主席为老毛，是因为，我跟他很熟悉，早在1921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就是主任的毛泽东，并结成好友。我们朋友几十年，又是同乡……中国人称呼某人为老毛，表现了一种亲切和友好……图二 复旦老教学楼 “啪！啪！”两声，站立在后面的一个红卫兵，突然冲上来，对准了周老的脑袋，用一把扫帚猛击了两下。周老的话被打断，扫帚柄也被打断了。他打了一个踉跄，尚未站稳，另一个红卫兵从正面冲过去，对准周老的脸，“啪！啪！”左右两个耳光，同时，还吼道：你，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配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朋友吗？不准你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周老，终于倒地，殷红的血，从嘴角淌出。在震天的“毛主席万岁！”口号声中，默默地、痛苦地、小心翼翼地，我挤出人群……瘫软在大草坪上的我，眼前还晃动着周谷城教授那张变了形的脸，耳畔还回响着周谷城教授那坚定却又嘶哑的声音！乱了！反了！糟了！眼前发生的一切，英明领袖毛主席知道吗？迟早他会知道的，他知道了以后又会采取什么断然措施呢？毛主席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个”（林彪语）伟大天才，伟大领袖，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吧？如此美丽的校园，何日再闻琅琅书声？以后开学，这些老教授们，还能登讲台吗？再登讲台，他们将如何给我们授课呢？一个接一个的疑问，涌向我的脑袋。20岁的我，懵了。对于政治，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不满20周岁的我，怎能洞见其一二！记得前几天，我和我的哥哥（就读于中文系）在校园散步，突然谈到林彪怎么一下子排到了第二位，而刘少奇则降到第八。我问我的哥哥这是为什么？我的哥哥，目光远视，很自信地答：你不知道，林彪平时不大抛头露面，难得出来呀，既然出来了，就应该排在前面一点。听了哥哥的回答，我茅塞顿开！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我们看来，那简直跟请客吃饭一样！忽然，我想到：今日正是9月1日。9月1日应该是什么日子？不是开学的日子吗？9月1日，一个书香再飘拂的日子，一个书声再响起的日子，一个“野”了整个暑假，再回到教室“收心”的日子。自入小学以来，9月1日，给了我温馨的，诗般的印象。然而，今天……躺在草坪上的我，想到这里，喉头有点酸涩，有点鼓胀，泪水，夺眶溢出，我用手背檫泪，岂料，越檫泪水越多。“呜 ---- ”，我终于哭出声来。哭声凄厉，凄厉的哭声，反过来更催我伤心，越伤心，哭声就越凄厉，越响。索性，我翻转身体，头朝下，用手掌捂住了脸，但哭声仍然止不住，泪水仍然止不住。吾哀：白发苍苍的著名教授学者被无辜批斗，横遭打骂！吾哭：好不容易考入复旦大学，却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吾悲：祖国母亲，你好命苦，刚刚走出三年饿死千万人的“自然灾害”，却又步入更为惨烈的政治风暴！哭声，在夜色中也许传出很远，身边可闻别人踩在草坪上的“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在忘情地痛哭的间歇，我仍能听见旁人的窃窃私语：-- 可能被抄家了。-- 不一定，唉，家里可能死人了。-- 造孽，真可怜！幸好，没有同学在这里！假如向他们袒露内心最隐秘的真情，顷刻之间，我就成了“反动学生”，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借毛泽东语）夜很深了，凉意袭来，从草坪爬起，人影已经散尽。图三当年倒地痛哭处 二、门卫室里的毕业鉴定同学们轰轰烈烈地打“派仗”。从文革初期的三派（红革会、红三司和炮司），盘根错节般地演变发展，后来又跟上海市，甚至北京的各派纠缠在一起，名目繁多，派中有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一次讲话，又会在某一组织内部发生裂变，或者把一个所谓最革命的组织定性为“反革命”。派别虽多，有一条是永恒不变的：我最忠于毛主席，我最革命！他们如此“死去活来”、如此“辛辛苦苦”、如此“轰轰烈烈”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甚至荒唐到在党委门外“绝食”（绝食一周，居然没有人饿晕，据说，附近厕所是绝食者大嚼馒头之处）。我，在干什么？我，或在外地进行“革命串连”，走了27个城市，还登上了庐山，回校之后，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或在学校读一些闲书。1970年7月23日，“毕业”离校前夕，工宣队对每个学生作政治鉴定（由学生起草）。那日，不知何故，我们班级的个人总结会，竟然在大门东侧的门卫室进行。他们宣读了对我的“政治鉴定”，“起始句”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定的阶级感情……。接着还有：较少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串连。“一定的”三个字，值得玩味。而造反派们则一律是“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说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定的阶级感情，我很难反驳，甚至觉得反驳有点儿无聊。但是，我还是发言了。-- 我有一个要求。-- 啥要求？-- 最好在“串连”二字之前，加上“革命”二字。因为，串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倡导的。-- 嗯。可以。（“革命”二字终于添上）图四 大门东侧的门卫室 人生在世，不必着急。有些话，类似酿酒，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几年，甚至几十年，再慢慢说出口，那才有滋味。 今天，再来评说一个人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已经毫无现实意义，而且有点滑稽。在2000年金秋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重提旧事，博得哄堂大笑。我一本正经地说：1970年，在座几位给我这个 “文革逍遥派”起草了一个“政治鉴定”，说我对毛主席有一定的阶级感情（重读“一定”二字），我觉得，此言不差矣！而且富有远见卓识，经得起时间考验。去年，我到长沙参加全国外语期刊的主编年会，会议承办者，组织与会者外出旅游，地点有两个，可以自选，一个是湘西张家界，另一个是韶山毛主席故居。虽然我对张家界心仪已久，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张家界，选择了重游韶山！三、七号楼东门外 1966年8月20日中午11时30分左右。 复旦大学校园内。我走出7号楼的东边门，去食堂。刚走出10米光景，忽然，身后“扑”的一声巨响，非常沉闷。我心头一怔，紧急回头，只见地上趴卧着一个男生！从他的趴地形状，联想到刚才的巨响，我立即意识到：他跳楼自杀了。那时的校园，隔三差五，就会传来学生或教师自杀的消息。亲见自杀，我还是第一次。紧张之余，我随即大吼：有人自杀啦！ 急步走近，但见跳楼者眼睛仍然圆睁，鲜血却从颤抖的嘴唇里涌出，此刻，他一条大腿仍在微微抽搐。我再定睛细看，那不是我系三年级的杨雷生吗？我接着吼：救命啊！杨雷生自杀了！“嚷什么？”赶到现场的三年级的W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学生，活该！”瞬间，现场挤满了人。 挤出人群，我后怕：假如迟出七号楼东门几秒钟，此生休矣！ 挤出人群，我想起：一个小时之前，杨雷生在七号楼121房间被几个造反派同学拳打脚踢，倒地挣扎，惨状惊心。刚才那个W，便是主要“打手”之一……。 挤出人群，我反胃：饿感全无，那顿午饭，还有当天那顿晚饭，我都没有吃。 是夜，吾和吾兄在七号楼和三号楼之间的石头道上散步。我跟他讲述了中午的故事。吾兄，静默了许久，接着跟我打了个比方： 我们现在所在的群体，本来应该是很美的，大概就像朱自清笔下那个月光下的“荷塘”吧。现在这场“文革”，如一场龙卷风，不仅腰斩了红花和绿叶，扭曲了人性，而且把池塘底下的污泥全都给搅到了水面，人性固有的丑恶，暴露无遗！ 说到这里，我望了吾兄一眼。他的眼里，分明闪烁着泪花。吾兄此言，令我从此对文革“另眼相看”，从此，成了典型的“逍遥派”；杨雷生那血染的头颅，几度闯入我的晨梦，惊出冷汗一身！ 当年文革中，学生斗学生成风，我们年级（总共60人）就有四人被斗被批之后，跳楼自杀。图五 七号楼东门外【杨雷生从三楼中间的窗口纵声跃下，当场头颅破裂而亡】 四、 外文系大楼的记忆金秋。大学校园。 年复一年，无论是1964年，还是现在，都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新生，来自五湖四海，一脸喜气。成功，让他们千里相会于大学校园，缘分，又让他们萍水相逢于同一班级。学旅漫漫，始于脚下。 “金榜题名”的欢欣还荡漾在心底，“出人头地”的喜悦还跳跃在眉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需要直面现实 ---- 一个冷酷的现实。 辉煌，如夜空礼花，瞬息散尽，新的“排列与组合”几乎完成于第一周。多数，或绝大多数的莘莘学子从中学的“顶尖地位”惨跌下来，一夜之间，他们“落伍”了！ 我就是这样沦为“差生”的，新定位留下的痛苦，需要长时间的“消受”。图六 外文系大楼【当年的英语专业课在此楼上课】 朱镕基在一次谈话中说：我那时候在班里不是最好的，我还非常清楚记得在大操场上同班同学张丰容（音）跟我说的那几句话。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有怎么不用功啊？张告诉我说：来清华之前，哪一个不是第一名？ 计划经济，不需要品牌，不认可品牌。然而，在世人心里，传统意识的“门第观念”仍然顽强。复旦附中、松江二中、华师大附中、育才中学，等等，在当时就是上海滩的响当当的学校。 -- 你从哪里来？（同学问我） -- 南郊中学。 -- 没听说过。 四个字，简单而又平静。没有一点惊诧，不见一丝鄙夷，然而，“没听说过”这四个字，已足以说明问题。更说明问题的，是教室里的故事。 C，我的第一位大学老师。他教我精读。C，其实是“师兄”，我入学之时，正是他毕业留校之日。C，一个高才生，白面书生，瘦弱精明，露出笑容的时候，嘴角总显现几分狡谲。上课时，许多次提到他的毕业论文（翻译小说“女皇王冠上的宝石”），孤芳自赏之心若揭。此君大学五年间，绯闻不断。令我们男生敢怒不敢言的是，他课堂提问，提来问去，总是那几个女同学。 直到第四周，我才进入C的视线。C提问我，让我朗读一段课文，我一阵激动。朗诵完毕，C突然让我反复朗读seven这个单词，并要求我放声朗读，我站在座位上朗读，C不满足，最后叫我站到讲台上去，面对全班同学，大声发seven这个音。来自南郊中学的我，本来就心存卑微，一下子面对全班，更紧张了，越紧张就越念不好，念不好，就越紧张。如此循环，C的笑声越来越响。当C要求全班同学的目光对准我的嘴唇时，我恍悟：错了！念 seven时，我的上齿接触了下唇。而根据发音规则，念seven时，上牙与下唇不能如此“亲密接触”。 最后，C叫一位女同学站上讲台，和我比肩而立，并让我模仿她的发音，跟学几次，“纠错”成功。放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C还要让那个女同学朗读一遍，同时对我说：把头凑过去一点，睁大眼睛，看清楚她美丽的嘴唇！ 我只觉得脸上发烫，整个一堂课，不知听进了什么。一生，初尝“无地自容”之味。 一介差生，不仅差在发音。 别的同学口语流利，词汇量又大，还冷不丁地夹着几个陌生的单词，在他们面前，我结巴； 别的同学活动能力很强，他们能主持班级会议或其他活动，沉稳而又自如，在不慌不忙之中，能随时“抖”出一点幽默，引得笑声满堂，在他们面前，我腼腆； 别的同学各有各的特长，有的能在全系大会上高歌一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声很有感染力，赢得一片喝彩；有的操一口标准普通话，相貌堂堂，擅长表演，很快被学校话剧团相中；来自崇明岛的室友小W，皮肤黝黑，学习成绩也平平，却极善短跑，其100米的速度竟逼近 12秒，是校田径队优秀队员，每次吃饭，他的碗里总比我们多一块免费“大排”。在他们面前，我“低能”； 别的同学在政治上是红色的，或是党员，或是团员，我只是一名“群众”。每个星期，党团员要开一次会议，此时，看他们一个个走出寝室去开会，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他们大多数出身工农，个别甚至出身“烈士”家庭。 我的祖父是雇农，父母解放前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历经磨难，却因父亲在公私合营运动后供职上海第六百货商店，因此我的“阶级成分”是：职员。平日和蔼的团小组长找我谈心，希望我“争取进步，争取早日入团”时，口吻凌厉，眼光咄咄。在他们面前，我自卑。 英谚云，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 难得，也有我一展风采之时。外文系一年级开设汉语写作课程。H老师（来自中文系）对我的习作非常赏识。每到了作文讲评课，就有同学含蓄地跟我说：又轮到你了。确实，一次次，我的作文被作当范文，H老师边读边讲，边析边评，时而含笑点头，时而啧啧称好。 五、复旦之乐 至今，我记得写过一篇以“乐”为中心的自由命题的作文。我的自选题目是：复旦之乐。 0264的同学们各显神通，有的写在图书馆通读“雄文四卷”（即毛泽东选集）之乐，有的写周末到五角场打扫公共厕所之乐，有的写到罗店公社天平大队参加三秋劳动之乐，有的写听徐震（注：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口才好，作时事报告时，常插入一些党内消息，因此，他的报告当时颇受欢迎）的政治报告之乐，等等。 我的“复旦之乐”，写寒假留校的读书之乐： 寒假到了，本地的或外地的室友都迫不及待地先后回家了，8人居住的寝室，此刻只留下我一人！他们一走，我就先大扫除，顷刻间，整洁取代了脏乱，有序消灭了忙乱，宁静赶走了喧闹。 独居一室，坐拥“书城”，这是何等的人生快乐！读书，便可潜心进入一种境界，一种投入的、忘我的境界。套用韩愈的一句话，简直是“起居无时，惟书是读”。兴之所至，我可以通宵达旦地读书，而不妨碍任何人；倦意袭来，我可以一觉睡到夕阳西沉，而不受任何人干扰。读马克•吐温的the adventure of tom Sawyer，品味其中幽默，我仰面大笑，读Francis Bacon的Of Studies，我闭目沉思，读Jack London的What Life Means to Me，我泪花闪烁，读唐诗宋词，可与古人对话，读毛主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深受哲理感动。图七 一楼左起第二个窗户即七号楼135室 自幼家贫，家居斗室。兄弟3人，晚上，有地方坐下做作业，已是万幸。18年以来，从未享受过独居一室。1965年初的寒假，我可以独居一室了！ 在阅览室，众目睽睽，你得“正襟危坐”，难以进入“为所欲为”读书境界；在教室，你得“专心致志”，岂能进入“放浪形骸”的读书境界？ 开学之后，室友们先后返校，他们见窗明几净，地板一尘不染，书架整齐划一，桌上还放着一个花瓶，瓶中插着一束从“燕园”摘来的梅花，暗香撩人，室友们很幽默，称我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寝室热闹了，我失却了宁静的天地。苦闷之余，我终于发现了一块“新大陆”，那就是“燕园”。我钻入小树林，又进入一块“静土”！继续我的“独乐”，躲进小“林”成一统，我读、我笑、我哭、我喜、我思、我悲、我呆 ……图八 今日“燕园” 这，就是我的“复旦之乐”！ 在作文讲评课上，H老师特意请一位普通话标准，音色悦耳的女同学朗读这篇作文，朗读的过程中，H还时不时地打断，即兴点评。H老师的一句点评，我至今不忘。他说，毛荣贵读书读到这个地步，算是入心、入门、入港、入境了！ 下课之后，我急切地打开作文本，除了长长的评语之外，H老师给我分数是5+。一时间，这个5+，在同学中不胫而走，传为美谈。一位Z姓同学问我：你知道谁的作文也得过5+吗？我答：不知道。Z在我耳边悄悄地说：Lenin（列宁）。 享受如此的复旦之乐，星期日，我就很少回家。畅快读书，读出笑声，读出泪花，读出兴味，读出沉思。 好景不长！如此复旦之乐很快匆匆收场。文革虽然尚未拉开大幕，当时，政治，这个变态的怪物，已经被赋予了可以“冲击一切”的权力，1965年12月，二年级的第一学期还没有结束，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师生学习了两天红头文件，就像部队一样，开拔到沪郊的龙华公社，搞“四清运动”去了。 1966年6月从龙华公社回到校园的时候，文革的乌云已经压城，复旦校园，不，全国的大、中、小学的校园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文革伊始，漫步校园。我在光华路的大字报栏见到一张大字报，题目赫然写着：复旦之乐，究竟何乐？我心头一惊！驻足读之，其中一句是： 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对我们的毒害可谓深矣！假如复旦有什么“乐”，那就是学毛选之乐，革命之乐，劳动之乐，学雷锋之乐，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乐。个别白专分子，一个人躲在寝室里，寻觅所谓读书之乐，灵魂是何等空虚，精神是何等颓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此却竭尽吹捧之能事，用心何其毒也！一张大字报，甩出两顶帽子，从此，每当我走过长长的大字报栏，总是噤若寒蝉。 文革爆发次年早春，我在复旦工会门前路遇H老师，他瘦削了许多。在老远的地方向我露出浅笑，算是打招呼，等到了我面前，反而低头行路了。六、 难忘图书馆1964年9月，我便如此这般跨入了复旦之门。果如高三班主任李田水老师所言，我们享受每月15.5元的人民助学金。但是，这笔助学金仅可“糊口”。结果，作为English major的我，书兜里除了教科书之外，却没有一册英语类工具书 ---- 词典！ 图九复旦图书馆外景如旧 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一片凋敝，书店也不例外。凡是书店，一律称作“新华书店”，四字店名，也一律是毛泽东手迹。郑易里先生主编的《英华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57年修订第一版) 是当时唯一流行的中型英汉词典，它赫然矗立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标价：5.6元。没有词典的我，如无水之鱼、无兵之卒！平日，在寝室晚自习，室友们颇善解我心，多将词典置于桌之中央，让我也伸手可及；周末，室友回家，还特地将词典放在寝室小书架上。复旦校园真美！位于复旦校园的西北部“登辉堂”【1984年大修后，更名“相辉堂”】前的大草坪的面积之大，堪称上海之“最”，光华路的梧桐树遮天避日，新建的物理楼气势轩昂，与老教学楼前小桥流水的“燕园”相映成趣。然而，在我眼里，偌大校园，还是图书馆风景独好。 1964年国庆“长假”（当时国庆放假两日，另加星期日，假期共计三日），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在阅览室一“泡”就是三天。无意之中，我惊喜地发现阅览室竟有词典出借！出借的词典并非我梦寐以求的《英华大词典》，而是1946年光华书局出版的一部旧词典。不过，管理员看出我有借词典之意，马上“甩”出一句：词典必须当班归还，且不得携出阅览室。于是乎，一楼东侧的阅览室从此成了我最常去的“老地方”。由于担心捷足先登，先“占”词典，每晚，我总是最早来到，最后离去。逆境炼人！“借来的词典”客观上也将我置于一种“逆境”，也别具“锻炼”之功能！ “借”来的词典，当班必须归还，查阅须“只争朝夕”，压力自然成了“动力”。很快，我炼就了“快速查阅”的本领：一般情况，翻阅三次，准能翻阅到需要查找的那一页。据旁观，他人完成这一“工序”，一般需要翻动词典4 – 5次。“借”来的词典，除了“逼”出了速度，还“逼”出了认真。词典是“借”的，那就得仔细阅读哟！在阅览室，观察别人查词典的过程，且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为什么要翻阅词典？因为遇到生词呀！---- 人们的思维定势使然。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人们也是在不折不扣地实践着这一思维定势。你看，阅读英文书刊者，遇到生词，则停止阅读，转向词典，查而阅之。这个“阅”，充其量不过是“瞄”上一眼罢了。一旦得知该生词的大概意思，则立刻合上词典，匆返“阅途”！此情此景，让我纳闷：词典若是有灵，它一定会感到“委屈”无比！词典者，供人在阅途“查”生词之用也！一“查”即知，一“查”即止，岂有它哉！很少有人会说“读词典”。在语文老师看来，“读词典”这个表达有语病，至少有“搭配”错误。词典岂有可“读”者？“借”来的词典，让我感受到词典不仅可“查”，而且更值得细“读”！“借”来的词典，让我养成了“读词典”的习惯。词典既然是借来的，用毕即还，那可得读个透彻，看个真切，记个明白。“读词典”，让我在使用词典的方法和态度上有了与众不同的开端，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开端竟让我终生受益！“读词典”的过程中，我悟出了记忆英语单词的诀窍，总结并实践了“形似单词连锁记忆”，即将外形接近但含义迥异的单词作连锁记忆。此外，我还总结并实践了 “音韵拼写法”，所谓“音韵拼写法”即根据英语单词的发音，摸索出一定的规律，换言之，即“借音助拼”，此法，让我领略了英语学习的奇妙。一些多音节的单词，具有汉语“方块字”所没有的优势！诵读之，抑扬顿挫之乐感、轻重缓急之节奏，让我感到一种享受！悉心分析，便可得出发音和拼写的微妙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像俄语那样，会读单词就会拼写！如此记忆单词，不仅不易忘记，而且词汇量也成倍增长。趣味与枯燥相融，枯燥便自然消失；单调与思考结合，单调便化成精彩。记忆英语单词不再是跋涉于满目萧瑟的荒原沙漠，而是行走于“莺飞草长”的江南田埂。或许因为此，几十年来，我很少犯单词拼写或近义词混淆的错误。不久，阅览室的几册英语词典的“借用卡”均出现了一长串的签名 ---- 毛荣贵。管理员问：你是英文系的学生，咋会没词典？我的回答很简短：穷，买不起。 一日，这位山东日照的陈姓管理员对我说：毛荣贵，你就不用当班归还了。拿去使吧。一个星期来办理一次续借手续。陈先生为何对我如此“网开一面”，是被我的专心致志的神情所动？还是对我每晚第一个进最后一个去而暗生“恻隐”？抑或是对我那接长了半尺的裤管而感动？【注：当时，我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个子，如春天的麦秆，一下子“拔高”了，裤子就高高地吊离了鞋子，因家境贫困，无钱如此频繁购置新裤，于是，母亲寻出颜色相近的旧布为我们的裤子接上两三寸长的裤管。半年之后，人又长高了，母亲又得接上一截。同学戏称：“裤子”开花节节高！惜乎，2010年在悉尼的“渔人码头”用餐，见到邻桌女孩在裤管上剜了几个洞的“乞丐裤”，一惊；却从未见此种“节节高”的“创意裤”！】 七、鞠躬复旦男儿有校不轻回，只怕又到伤心时。2011年4月8日下午4时39分。在复旦园闲逛了两个小时之后，与之告别。走出校门，回眸之间。眼里噙着泪花，我深深地向着复旦的大门鞠了一躬。 下面这幅照片拍摄于鞠躬之后。图十 鞠躬之后拍摄的大门标准像游复旦 附记：4月11日作前列腺穿刺活检；4月13日下午，得知活检结果为良性；4月14日下午，3时 - 6时，全麻，上手术台；4月20日下午出院。【2011年4月30日初稿】
|
| 转自:http://www.lvping.com/showjournal-d2-r1322915-journals.html328阅读 |
游记文章由机器自动选取，来自其它网站，不代表票价网观点。 |
网友评论： |
| 共0篇回复 «上一页 下一页» |